广东
1947年10月中旬，陕北葭县南河底村，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黄河西岸的白云山。那天，他没有先问山有多高、路有多险，而是问起山上的庙宇和道士。对一位正在转战陕北的军事领导人来说，这个细节颇有意味。
白云山距黄河不远，山势陡峭，石阶层层上伸。当地人把通往山顶的石阶称作“神路”，逢年过节，百姓背着香火、供品，一步一步登山。山顶的白云山庙，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也就是1615年，清代又经过修缮扩建，逐渐形成规模可观的道教建筑群。
毛泽东对这类古建筑并不陌生。青年时期在湖南求学时，他曾和同学徒步调查，走访乡村，甚至到寺庙讨过斋饭。那时的寺庙，在他眼中既是宗教场所，也是观察社会、了解民情的一扇窗口。
在南河底村暂住期间，他问警卫员李银桥是否去过大寺庙。李银桥提到“迷信”二字，毛泽东当即纠正：“片面，那是文化。”这句话并非替宗教辩护，而是提醒身边人，不能把复杂的历史遗存简单归结为迷信。
白云山之行，发生在西北战场局势出现转折之后。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陕北战场由艰苦防御逐渐转入内线反攻。军事压力稍有缓解，毛泽东便开始抽出时间接触地方干部和群众，了解基层政权、生产状况以及百姓负担。
上山前，他先到葭县县委所在地听取工作汇报，并为当地留下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随后，县长兼统战部长李德玉陪同他前往白云山。一路上，谈话并不局限于游山。
毛泽东询问葭县人口、区乡设置和统战工作。李德玉讲到，地方干部曾争取国民党军队一名连长时，毛泽东表示，能够争取一个连，便是实际成果，还应继续向国民党官兵宣传政策。
到了山脚，李德玉准备带大家走平缓的大路。毛泽东却问：“老乡走哪条路？”得知百姓赶庙会时常走“神路”，他便决定跟着群众走。几百级石阶并不好走，警卫员准备上前搀扶，他摆手拒绝，坚持自己登山。
这种选择看似随意，实则很符合他的工作习惯。走百姓走的路，才能知道道路是否难行；看百姓看的庙，才能了解地方文化如何存在。若只从宽敞道路上经过，看到的往往只是被整理过的一面。
进入五龙宫后，毛泽东仔细观看壁画和塑像。面对神话题材，他没有停留在神怪故事本身，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建筑、绘画和劳动者身上。他指出，古建筑和壁画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能因为其中带有宗教内容，就连同艺术价值一起抹掉。
山顶真武殿规模宏大，廊舍、配殿布局严整。毛泽东查看殿内铜像和泥塑，又问起庙宇的历史沿革。山风很大，远处黄河蜿蜒，但谈话的中心始终是地方文化和群众生活。
中午时分，一行人在西湾附近席地休息，吃的是随身携带的干粮。毛泽东忽然提出，想请道士来谈谈。李德玉却有些迟疑，担心道士“成分复杂”，于是推脱道：“还是不见为好。”
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个理由。他要见的，正是这些生活在庙宇中的人，想听听他们对时代变化的真实感受。李德玉只好找来几位道士，临时安排了一次交谈。
一位老道长向毛泽东行礼。毛泽东问起道观收入和日常生活，老道长没有回避，说明香火减少后，许多道士离开，留下的人开始种地。政府负责房屋修缮、衣食和治病等事项，道士也参加农业劳动，生活逐渐稳定。
毛泽东追问是否真的如此，老道长回答，出家人不打诳语，这些都是实情。毛泽东听后表示，社会在变化，道士也不能脱离劳动。边区尊重宗教信仰，但不劳动不行。这番话，既有政策原则，也有对基层实际的考量。
临别时，他特别嘱咐地方干部，白云山的典籍、壁画、塑像和建筑都应妥善保护，并建议县里拨出经费修缮庙宇。这里的“保护”，不是恢复旧日香火，而是保存民族文化中真实存在的历史遗迹。
第二天恰逢庙会。毛泽东听说山上有戏，便带警卫前往。警卫员担心人多不安全，他却认为，庙会本来就是百姓聚集、交易和娱乐的场合，只有走进人群，才能接近群众。
戏台上演的是山西梆子《反徐州》。有人搬来椅子请他坐，他没有接受，站在乡亲们中间看戏。群众认出他后，台上台下都一度分神，他便招呼大家：“看戏吧，大家都是来看戏的。”秩序恢复后，演员继续唱，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才离开。
这次登白云山，没有会议记录中的长篇部署，也没有战场上的激烈场面，却留下了几个清楚的判断：宗教场所可以从历史文化角度考察，道士必须参加劳动，庙宇文物应当保护，庙会和戏台同样是认识群众的重要渠道。对葭县地方干部而言，那场谈话比一次普通陪同游览更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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