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8年7月16日，湖北襄阳城破，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从一处地道里被解放军拖了出来。这个曾经以“反共”闻名、在苏区制造过多起惨案的人，满身血污，脖子还在流血。见到王近山后，他没有慷慨陈词，只急着说：“我要找医生。”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却抢先替他安排了另一种“结局”。国民党方面宣称康泽已经自杀殉国，甚至为他举行追悼活动。对蒋介石来说，这样处理既能保住心腹的“忠烈”名声，也能掩盖襄阳失守的难堪。
然而，新华社很快公布：康泽并没有死，而是被解放军俘虏，正在接受治疗。这一消息使南京方面十分被动。更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没有就地处决康泽，毛泽东还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将他送往华北解放区，妥善看管，不能伤其性命。
康泽原名康代宾，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岳一个普通家庭。1925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赴苏联学习，回国后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线。对蒋介石而言，康泽并不只是一个会带兵的军官，更是一个愿意替领袖执行强硬政策的人。
1932年，复兴社成立，康泽参与拟定组织规章。次年，他在南昌主持训练班，后来发展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这个系统培养的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军事人才，而是被要求绝对服从、专门承担政治宣传和“反共”任务的骨干。
康泽最受争议的经历，发生在江西苏区。为了切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他推动保甲、联保等办法，要求乡民彼此监视。有人给红军送粮、通风报信，往往会牵连数户甚至整个村庄。别动队、壮丁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相互配合，搜捕、审讯、杀戮由此蔓延。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国民党军重新占领部分地区，康泽所部随即展开清剿。具体伤亡数字在不同材料中存在差异，但康泽系统参与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造成严重后果，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抗战时期，他又担任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皖南事变后，许多新四军人员和民主人士遭到扣押，康泽负责的训导、管训体系，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罪责。他在国民党内部被视为蒋介石的亲信，甚至与戴笠并称，但这种特殊地位也使不少军政人员对他颇为反感。
康泽并不擅长真正的战场指挥。1948年，他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守襄阳、樊城一带。上任前得到的兵力承诺，到了当地却大打折扣，许多部队或在外作战，或远隔千里，能够直接调动的兵力十分有限。
7月初，中原野战军发起襄樊战役。康泽起初高喊“与城共存亡”，战局恶化后却不断向南京求援。7月16日，解放军攻入襄阳，康泽躲进地道，混在尸体中装死，最终被其随从指认。这个细节，恰好撕开了他长期经营的“铁血忠臣”面具。
康泽被押到解放军指挥部后，面对的不是私刑，而是医生、药品和相对稳定的生活。押送途中，看守人员对他保持警惕，却没有任意羞辱和殴打。康泽起初认定这只是审讯前的缓兵之计，后来才发现，共产党对俘虏的政策并非一句口号。
毛泽东坚持不杀，原因并不在于康泽罪责轻微。恰恰相反，正因为罪行严重，才更需要经过审判、关押和改造来处理，而不是在战场上以复仇方式结束。杀掉一个康泽很容易，却可能留下“滥杀俘虏”的口实，也无法体现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之间的根本区别。
还有一个现实因素。康泽熟悉国民党特务、军训和地方控制体系，经过审查，他掌握的情况对研究敌方组织有一定价值。但这并不是毛泽东保他性命的唯一理由。更重要的是，改造一个曾经的敌人，让他承认错误、转变立场，本身就是政治力量和制度力量的体现。
1948年底，康泽开始撰写自省材料，承认自己出身贫寒，却站到了压迫民众的一边。只是早期反省并不彻底，对一些罪行仍有回避。1949年5月，他被送入北京功德林监狱，继续接受改造。三次特赦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他一度以为自己将终身服刑。
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康泽终于获释。此后，他担任文史专员，撰写有关复兴社的回忆材料。1967年，康泽在北京病逝，终年63岁。那个曾经替蒋介石制造“殉国”假象的人，最终没有死在襄阳地道，也没有死于一场报复性的枪决，而是在监狱中度过了长达十余年的改造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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