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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年四月，永安白帝城，刘备临终前把年仅十七岁的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和李严，蜀汉真正的难题由此开始：皇帝年少，国土狭窄，荆州已失，夷陵新败，朝廷既要恢复元气，又要防住曹魏和东吴。
刘备留下的安排并不含糊。诸葛亮负责政务，李严负责军务，二人共同辅政，形成相互牵制的格局。可制度写在诏书上，权力却掌握在具体的人手里。李严出身益州集团，诸葛亮代表荆州旧部，两人的背景、性格和政治立场都不相同，矛盾很快从暗处浮到台面。
李严并非庸才。他曾在刘璋手下任职，后来归附刘备，善于处理政务和军需。然而，他性情骄矜，喜欢以个人判断压过同僚。诸葛亮北伐时，李严负责后方运输，因连日阴雨、道路受阻，无法按期供应军粮，便上书要求撤军，随后又试图把责任推给诸葛亮。
这件事成了转折点。诸葛亮掌握证据后，将李严免官为民。李严原本是刘备指定的托孤重臣，一场粮运争议，竟让他彻底退出政治中心。不得不说，这既有李严自身失误，也说明诸葛亮已经拥有了处理重大政争的实际权力。
军队方面，魏延是另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219年刘备取得汉中后，没有把这块北部门户交给张飞，而是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镇远将军。这个决定很有分量。魏延不是刘备早期的核心旧将，却敢打敢守，能够独当一面。汉中多年未被曹魏攻破，魏延的防御部署确实发挥了作用。
刘备曾问他如何守汉中，魏延回答：“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不是普通的表忠心，而是一个边疆主将对自己能力的判断。刘备敢把汉中交给他，正说明魏延在蜀汉军中的地位并不低。
问题在于，魏延的军事能力越强，性格上的锋芒也越明显。他看不起文官，喜欢直接提出作战意见，与诸葛亮多次不合。诸葛亮并非不能容人，但北伐是举国行动，粮道、兵力和将领调度必须统一，魏延那种临机决断、强调奇袭的风格，始终难以完全纳入丞相府的控制。
魏延提出过从子午谷出奇兵，直取长安的设想。此计风险很大，一旦粮道被截，孤军深入便可能全军覆没；可它至少反映出魏延不愿只走祁山一路，也说明蜀军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战略思路：一方重视稳扎稳打，另一方希望以险制胜。
诸葛亮没有采用子午谷方案，并不必然等同于排挤魏延。蜀汉国力有限，经不起一次重大失败，诸葛亮选择谨慎推进，有现实依据。但在军权逐步集中到丞相府之后，魏延的独立性自然受到压缩，双方的旧怨也越来越难化解。
杨仪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走到魏延对面。杨仪长于军需和文书，处理军中事务很快，诸葛亮北伐时十分倚重他。可他性情狭窄，言辞尖刻，和魏延长期互相看不顺眼。军中有人曾劝两人缓和，杨仪却冷冷回应：“魏延若在，哪里容得下我？”魏延听闻后，也没有退让。
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在五丈原病重。临终前，他与杨仪、费祎、姜维等人商议退军方案，魏延则被安排断后。这里的关键，不只是军事命令本身，而是诸葛亮去世后，蜀军失去了唯一能够压住双方的人。
魏延认为，丞相死了，北伐不应立刻停止，于是拒绝退军；杨仪则依照既定部署率主力南撤。双方各自上表刘禅，互相指责对方谋反。魏延烧毁栈道，杨仪又派兵追击，最终由马岱斩杀魏延。魏延死后，其家属也遭到诛连。
这场冲突常被简单说成诸葛亮死后魏延与杨仪内斗，实际上更像一场无人收拾的权力失控。诸葛亮在世时，可以压住将相之间的矛盾；他一旦离开，军队究竟听谁指挥、北伐是否继续、丞相府由谁接班，立刻变成无法回避的问题。
杨仪以为自己替蜀汉清除了“叛将”，回成都后或许也期待接替诸葛亮。然而刘禅没有把国家交给他，而是任命蒋琬主持政务。杨仪只得到中军师的虚衔，手中没有实际统属的军队。他心中不平，屡次发牢骚，后来被贬为庶民，最终自杀。
魏延死了，杨仪也失势，诸葛亮留下的接班秩序却没有真正解决蜀汉的根本问题。蒋琬、费祎时期，政权还能维持稳定；姜维掌兵后，北伐次数增加，国力消耗又成为新的压力。蜀汉灭亡于263年，直接原因是邓艾偷渡阴平、钟会进逼成都，刘禅投降，而不是某一次内斗单独造成。
但魏延之死和杨仪失势，确实削弱了蜀汉的军事与政治选择。一个能守汉中的名将被杀，一个熟悉军务的官员被废，朝廷失去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蜀汉后来仍有姜维、廖化、霍弋等将领，却再也没有形成足以改变北伐格局的统合力量。263年冬，刘禅出成都降魏，蜀汉政权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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