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哲学家的经济学思索

2026年适逢休谟诞辰315周年，逝世250周年。从“好人大卫”到与卢梭决裂，从“一生充满失望和阴谋”到“不放弃人生的快乐”，休谟的生平跌宕起伏。《休谟：哲学家中的经济学家》（[美]玛格丽特·沙巴斯、[美]卡尔·文纳林德著，王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补充了休谟因其哲学光芒而稍显蒙尘的经济学成就，详细介绍了休谟如何通过对经济的思考将其哲学应用于现实世界、影响当权者，呈现了一个从扶手椅起身的“世俗哲人”形象。

原文 ：《哲学家的经济学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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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消费利大于弊

休谟对弗朗索瓦·德·费列隆或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等哲学家没有多少耐心，他们都谴责奢侈品消费，认为是道德和政治衰败的根源。休谟对奢侈品的立场与让-弗朗索瓦-梅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观点更为一致，他们各自认为从消费中获得的快乐本质上没有问题，并因此强调了奢侈品随时间变动的情形。休谟认为，关于什么是恶性的或良性的享乐生活并无定论，这取决于时间和地点。例如，在中世纪，贵族们在圣诞节吃“一盘豌豆”的花费就与农民急需的面包相当，但到了18世纪，这种蔬菜已经成为人人都负担得起的食物。

对休谟来说，享受奢侈品是一种快乐的源泉。人们珍视物品是因为它们能带来快乐，比如男爵宴会上的“香槟和圃鹀”。事实上，30多岁时，有长者风范、体重超标的休谟就因喜欢牡蛎、羊肉和上等红葡萄酒而闻名。不过，尽管休谟有自己的嗜好，但他认为现代有品位的消费模式带有一种分寸感和自我克制。他断言，过量消费食物或饮品是“破坏性的”，这点可以从以下例子中看出。休谟曾指责鞑靼人以死马为食的粗野饮食习惯，也曾赞扬人们普遍厌恶酗酒，将其视为最“可憎的”恶行。相比之下，欧洲宫廷的“精致烹饪”意味着不再允许暴饮暴食。奢侈生活不得妨碍其他追求，如慈善、友谊或身心修养等。最好是废除“禁奢令”，允许全面进口商品，让每个人都形成他或她自己的追求或嗜好。

休谟认为，奢侈品消费利大于弊，不仅因为它们能促进工业和贸易发展，还因为它们能一点点地赢得尊重。正如曼德维尔对伦敦社会的观察，每个人的穿着打扮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在衣着方面，“我们都在超越自己，尽可能快地努力模仿那些在某些方面比我们优越的人”。在休谟看来，嫌贫爱富是人们的自然倾向，而一个人越是显得地位高，他所获得的支持就越多。休谟指出：“当我们走近一个我们所说的自由自在的人时，我们看到的是富裕、满足、洁净、温暖、让人喜爱的房子、优雅的家具、随时提供的服务，以及任何人们想要的肉食、饮品或服装。”这些东西给人带来愉悦，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能使原本不完美的生活变得更加完美，从而满足人的想象。因此，我们有双重动力来改善我们的状况。

尽管休谟强烈支持奢侈生活，他还是对不受约束地追求财富提出了警告。毫无疑问，财富使世界团结在一起，是人们遵守国家法律，特别是保护财产权利，进而维护司法制度的支柱。财富还促使人们建造城市、道路和港口，并从事贸易。但聪明人会发现，财富并不是人们最值得尊重的特质。财富可能是一种确立社会地位的便捷途径，但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他的内在情感更多是受人的个人品格控制，而不是受偶然的、变化无常的命运的偏爱控制”。供应生活必需品是容易的，但获得友谊、健康或平静等非金钱的东西则是更令人满意的结果。悖论在于，由于智慧是稀缺的，并且只有经过大量的“经验体会和哲学思考”后才能得到，因此，只有当一个人的智慧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获得和理解“智慧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一知识。

休谟和斯密的友谊

休谟和斯密的友谊始于1749年或1750年，一直持续到休谟去世。休谟最后几封信中的一封，写于1776年8月23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两天。这封信是写给斯密的，落款是“再见了，我最亲爱的朋友”。斯密在休谟去世后不久公开的一封信中写道，休谟将被铭记为“我们最杰出、永难忘的朋友”。他们的通信表明，他们有过无数次面对面的交流，尤其是在18世纪50年代，但这些交流几乎没有留下记录。斯密在去世前夕烧毁了他的大部分信件和手稿。但我们知道，休谟曾将自己的《论文四篇》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的草稿寄给斯密，并就《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和《英国史》的后续版本征求他的意见。斯密也将自己两本书的草稿寄给休谟，并让他知道自己打算让休谟作为遗稿管理人帮忙出版具体的文章，比如《天文学的历史》。他们还会分享时事新闻、政治内幕、喜爱的书籍以及个人遇到的挑战。

他们的信件体现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彼此会坦诚地提出建议，尽管休谟更喜欢调侃斯密，但这种调侃饱含深情。

休谟和斯密的亲密友谊持续了二十多年，他们之间除了温情，也不乏谨慎的保留态度。有几次通信记录了他们在爱丁堡和巴黎的会面未能成行，似乎是斯密违背了约定。1776年2月8日，休谟在给斯密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希望他来访的心情：“你在我家里的房间一直空着，我也一直都在，就盼着你来。”正如罗斯所说：“斯密热情回应了休谟的友谊，但他从不轻易应和休谟与他相聚的提议。”不过，在休谟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斯密还是来到了他身边。

《国富论》出版后不久，斯密就从伦敦寄了一本给休谟，休谟立刻阅读了此书。1776年4月1日，休谟写信给斯密，信中满是赞扬，但也坦率地表达了对某些核心问题的不同看法。这封信暗示，他们之前可能有过一些对话，但并未留下记录，而且休谟似乎认为自己仍有可能说服斯密改变想法。1776年5月3日，休谟在伦敦写信给斯密，说他听到很多人对《国富论》赞不绝口，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有些观点存在争议”。休谟告诉斯密，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问题将是我们日后要讨论的”。同样，这些讨论并无记录，但他们8月见面时，很可能探讨了经济学问题。总之，他们之间有着复杂的交流互动，这是可以从一段深厚友谊中预料到的——两个未婚无子、哲学才华出众而经济却相对拮据、在由英格兰人和法国人主导的世界里不得不感到自卑的苏格兰人之间长达25年的友谊。

到了18世纪60年代，这两位哲学家在学术界已颇负盛名。休谟凭借《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和《英国史》，斯密则因《道德情操论》而受到广泛赞誉。在《国富论》中，斯密为后人留下记载，称休谟“无疑是当今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关于休谟之死的文章中，斯密也表达了对他的钦佩之情，称赞他面对死亡时的勇气和镇静。斯密认为，总体而言，休谟堪称“一位极其有智慧又品德高尚的人”。但斯密也因与休谟的这些关联而遭受非议。1780年10月26日，斯密在一封信中哀叹道，他对休谟之死的简要记述引发的谩骂，“比我对英国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抨击还要多十倍，这就是与我的《国富论》相关的情况”。斯密出于谨慎考虑，拒绝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以维护休谟的声誉，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对身为“异教徒”的休谟的赞扬，激怒了那些想让休谟永远声名扫地的神职人员和学者。然而到了1790年，《国富论》已被广泛视为权威著作，并一直延续至今，斯密与休谟的关系不仅没有损害，反而提升了他的声誉。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8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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