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9年2月22日，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傅作义专程来见毛泽东。北平和平解放刚刚完成，他心里并不轻松。过去多年，他曾率部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如今却以起义将领的身份坐进中共领导人的会客室，身份变化之大，连他自己都需要慢慢适应。
傅作义见到毛泽东后，先谈起自己的过往。他没有把话说得漂亮，反而承认自己在战争年代做过不少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毛泽东没有抓住旧账不放，只说北平能够和平解决，避免古都毁于战火，这件事功劳很大，人民不会忘记。
这句话让傅作义放松了许多。
不过，和平起义并不等于双方从此没有隔阂。傅作义出身晋军，后来成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手里有嫡系部队，也有自己的政治盘算。到了1948年底，他仍希望保留相当程度的独立性，甚至设想通过谈判改变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而不是彻底交出军政权力。
毛泽东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傅作义的主动选择上。辽沈战役结束后，傅作义把兵力收缩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一带，既可以向西退入绥远，也可以从天津南下。这个布局看似稳妥，实际上三处彼此牵制，任何一点被打穿，整体防线便会动摇。
1948年11月，华北战场的关键争夺围绕张家口展开。解放军发动攻势，傅作义不得不调兵救援。就在这个时候，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入关，切断了其部队之间的联系。张家口、新保安相继失守，傅作义倚重的第35军等部遭到歼灭，他手中的嫡系力量大为削弱。
这一步很要紧。
傅作义原本担心南撤后被蒋介石逐步吞并，手里没有嫡系部队，更难保持地位。张家口方向失利后，他已经很难按照自己的设想行动，只能在北平和谈与死守之间作出选择。
天津战役又加重了这种压力。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天津发起总攻，经过一天多激战，守军被歼灭，天津解放。北平由此成为一座孤城，傅作义再想依靠海路或南方援助，已经没有现实条件。
1月16日，傅作义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古城城墙、宫殿、街巷和百姓生活都没有遭到大规模战火破坏。这个结果，对于当时的北平而言，意义远不只是一次军事接管。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央对傅作义的安排经过了斟酌。有人主张让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则认为，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能只作一般性的礼遇，应当给他一个能够实际工作的岗位。
傅作义本人对水利事业有兴趣。1954年，他出任水利部部长，后来又担任水利电力系统的重要职务，在水利岗位上工作多年。只是任职之初，部门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刻接受他。
原因并不难理解。许多干部长期在革命队伍中工作，亲属和战友也有人牺牲于国民党军队之手。如今，一个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为部长，心理上有疙瘩，属于很现实的反应。
这种情绪一旦带进机关工作，就出现了问题。有的文件不及时送到傅作义手中，有的事项绕过部长直接办理，久而久之，他虽然挂着部长职务，实际却很难正常行使权力。傅作义察觉后没有公开争执，也没有向外诉说，只是把许多事情压在心里。
毛泽东是在阅看水利部文件时发现异常的。文件上的批示过于简单，签字也不像傅作义平日的笔迹。于是，他在一次谈话中直接问傅作义：“你这个部长是不是没权啊？”
傅作义没有顺势告状，只回答说：“没有，组织上已经给了我很大的照顾，谁签字都是为国家办事。”
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分寸。傅作义当然知道问题所在，只是不愿因个人处境把同事推到对立面。毛泽东没有继续逼问，转而让周恩来处理此事。
周恩来随后找水利部有关人员谈话，话说得很重：“北平能够和平解放，傅作义是有功劳的。没有他的配合，北平还不知道要打成什么样子。”他明确要求，水利部各项重要事务，必须经过部长审阅签字，不能把名义上的部长架空。
这场谈话之后，傅作义在部门中的工作逐渐恢复正常。他也没有把精力耗在过去的委屈上，而是转向具体事务。考察黄河水利、研究水库和灌溉工程时，他常到现场了解情况，愿意听工程人员和地方干部的意见。
1957年，他在山西视察水利期间因劳累病倒，身体稍有好转便又投入工作。1963年天津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他身体欠佳，仍坚持到现场了解防汛和救灾情况。对傅作义来说，部长这个职务不是政治上的安置，而是一份必须做出成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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