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公元963年，北宋建隆至乾德年间，赵匡胤与群臣讨论武成王庙的祭祀名单。摆在皇帝面前的，不只是几块牌位，更是一套评价历代武将的标准：什么样的人，才配成为天下将领的榜样。
武成王庙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也就是731年。主祀姜太公吕尚，张良配享，另设“十哲”和历代名将陪祀。它与祭祀孔子的文宣王庙相对应，合起来，正是唐代国家礼制中“文武并重”的体现。
到了宋初，武成王庙的名单已经流传多年。三国人物中，共有九人入选。诸葛亮列入十哲，周瑜、吕蒙、陆逊、陆抗、张辽、邓艾、关羽、张飞则列入名将之列。
诸葛亮能进入十哲，并不只是因为后世文学塑造出的“智多星”形象。他在刘备集团中的作用，既有军事谋划，也有政权建设。赤壁之后，刘备取得荆州部分地区，继而进入益州，夺取汉中，蜀汉政权才真正有了立足之地。
刘备在外征战时，诸葛亮长期承担后方治理。夷陵惨败后，蜀汉局势十分紧张，诸葛亮又辅佐刘禅稳定内政，整顿军队，组织北伐。司马懿曾评价他“天下奇才”，这类评价虽出自史书记载，却也说明诸葛亮在军事家中的地位并非仅靠传说维持。
东吴四人入选，各有一段硬功夫。周瑜参与孙策平定江东，又在赤壁之战中击破曹操水军，是东吴政权能够延续的重要人物。吕蒙夺取荆州，改变了荆州归属，也使关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陆逊的分量更重。夷陵之战中，他以持久战消耗刘备，随后抓住战机发动反攻，击败蜀军。陆抗则活跃于三国后期，与晋将羊祜隔江对峙。两人虽为敌手，却都能约束部下，避免滥杀，留下了“羊陆之交”的佳话。
曹魏方面，张辽与邓艾入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军事才能。张辽在合肥之战中率少量精兵突击吴军，迫使孙权退兵，这场战事后来成为以少胜多的典型。邓艾则在灭蜀战争中偷渡阴平，直逼成都，促成刘禅投降。
蜀汉入选的两人，正是关羽和张飞。陈寿在《三国志》中称二人“万人之敌”，这句话既肯定勇武，也暗含限制：他们擅长冲阵和临敌决断，却未必具备诸葛亮、周瑜那种统筹全局的能力。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关于赵匡胤“亲自到武庙，把关羽、张飞踢出去”的说法，细节很可能经过后世演绎。宋初确实对武成王庙祭祀制度进行过调整，部分人物被撤下，但不能简单理解为皇帝一怒之下逐个清理牌位。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重新确定入祀资格的礼制改革。
北宋建立不久，朝廷尤其重视将领的政治操守。唐代武庙名单形成较早，入选者未必都符合宋初所强调的“忠顺、善终、可供臣下效法”。赵匡胤本人通过陈桥兵变取得帝位，对武将拥兵、改易君主的危险格外敏感，武庙自然不再只是战功排行榜。
关羽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荆州失守前后的表现。他曾在曹操手下停留，随后回到刘备身边；这段经历在后世被概括成“降汉不降曹”，但在宋初的政治视角中，仍可能被视作履历上的复杂之处。更关键的是，关羽镇守荆州时发动襄樊战事，扩大了蜀汉与曹魏的冲突，却没有得到刘备明确授意。
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战绩确实耀眼。然而他与东吴关系恶化，又轻视孙权，最终吕蒙白衣渡江，荆州迅速陷落。说到底，勇将可以立功，也可能因刚愎自用而坏掉全局。宋初重视统帅责任，这一点很难被忽略。
张飞的问题，则不在于没有战绩。长坂坡断后、巴西击败张郃，都是可靠的军事表现。只是张飞治军严酷，常以鞭打部下，刘备多次劝诫他。公元221年刘备伐吴前夕，张飞又因部下范强、张达无法及时准备军需而加以责打，二人趁机将其杀害。
有人曾对赵匡胤说：“关张勇冠三军，难道还不够资格吗？”赵匡胤若真有回应，也不会只看武力，大概会问：“能打胜仗，能不能守住一方？”
这正是宋初调整武庙名单的核心。朝廷需要的不是单纯崇拜猛将，而是借祭祀告诉将领，战功之外还要有谋略、节制和对政权的责任。关羽、张飞后来在明清获得极高尊崇，尤其关羽成为“武圣”，反映的是后世社会对忠义形象的重新塑造，并不等于宋初的评价标准也必须相同。
武庙牌位看似固定，实际上一直随着政治秩序和国家观念变化。三国九人能够入选，说明他们的军事成就得到历代承认；关羽、张飞一度被移出，则说明宋初朝廷更在意将领是否能够成为稳定政权的臣子，而不只是战场上的万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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