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9年2月，北京，景希珍从浦安修手中接过3000元钱。钱并不算多，却让这位曾陪伴彭德怀16年的警卫员泪如雨下。因为他刚刚得知，彭德怀在生命垂危之际，仍惦记着自己一家人的生活。
这笔钱不是临时起意。早在1966年，彭德怀在成都生活期间，就曾把一笔积蓄交给景希珍。那时景希珍的妻子张玉兰长期生病，家中有三个孩子，还要赡养老人，日子过得很紧。彭德怀了解情况后，决定给他3000元。
景希珍知道，这笔钱来得不容易。彭德怀平时生活俭朴，自己的衣物和日常用品都十分简单，存下的钱还经常拿去帮助身边同志。景希珍想推辞，彭德怀却说：“执行命令吧！”这位老警卫员只好立正敬礼，代表全家表示感谢。
钱随后存进了暑袜街邮局储蓄所，存期三年，存单背面还写着景希珍家的地址。彭德怀做事一向干脆，既然决定帮助，就不会让对方反复推让。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交接竟成了两人的重要告别。
景希珍1950年被调往北京时，刚过19岁。他起初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又奉命前往朝鲜战场，才得知要到彭德怀身边担任警卫员。初见彭德怀时，他看到的不是宽敞办公室，而是一间简陋的小棚子：一张行军床、一个木箱，墙板缝隙里还透着寒气。
那时彭德怀刚刚承受毛岸英牺牲的打击，话很少，神情沉重。景希珍站在门口，不敢多说一句。几天后，彭德怀才正式询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情况，随后伸出手说：“我们以后就在一起干啦，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好吗？”
景希珍文化程度不高，彭德怀便在繁忙军务之外，帮他认字、改信。1951年，景希珍收到未婚妻张玉兰的来信，不好意思写回信，彭德怀知道后主动过问，还替他修改错字。1952年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临行前批准景希珍回乡，叮嘱他把婚事商量清楚。
这份关照并不只停留在工作上。1953年，景希珍的父亲从山西农村到北京探亲，他担心老人进中南海会打扰首长，便没有把父亲带去。彭德怀得知后很不高兴：“农民怎么了？你是哪里来的？我又是哪里来的？”
说完，他亲自让景希珍把父亲接来。那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彭德怀详细询问农村情况，还与老人谈起家常。临别时，景希珍的父亲只叮嘱儿子一句：“你可得尽心尽力地保护着他。”
1959年彭德怀搬到挂甲屯，景希珍一家也随之迁居。彭德怀常叫他们到家里吃饭，临走时给孩子糖果和零花钱。关系久了，首长与警卫员之间，早已不只是上下级，更像一家人。
1962年，彭德怀曾劝景希珍离开身边，到连队锻炼或去学校学习。他担心警卫员长期跟着自己，会影响今后的发展。景希珍哭着回答：“不管发生什么，我跟着你的决心永不动摇。”彭德怀听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66年，两人在成都分别。彭德怀握着景希珍的手，看了很久，反复感谢他多年的照料。此后景希珍仍不时收到来信，但随着局势变化，两人的联系逐渐中断。彭德怀的处境，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间，他曾把身后安排托付给侄女彭梅魁，提到景希珍一家生活困难，妻子多病，孩子又多。如果自己的存款日后能够退还组织，希望拿出3000元交给景希珍，并请她代为问候。
这句话，彭德怀说得很具体。不是泛泛的安慰，而是记得景希珍家里的病人、孩子和收入状况。弥留之际，他仍在盘算怎样给老部下留下一点帮助，这正是景希珍后来无法止住眼泪的原因。
1978年12月，景希珍接到成都军区通知，与綦魁英护送彭德怀的骨灰前往北京，并参加追悼会。见到骨灰盒时，他悲痛失声。一路上，朝鲜战场的寒夜、挂甲屯的饭桌、那张存有3000元钱的存单，不断浮现在脑海中。
次年2月，彭梅魁、景希珍等人清理彭德怀遗物和存款，浦安修代表彭德怀将3000元交给景希珍，并把临终嘱托告诉了他。景希珍捧着钱，久久说不出话来。此后每逢11月29日和清明节，他都会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悼念那位陪伴自己半生、也始终牵挂着他的老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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