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一生未领元帅级工资，临终留下遗嘱：屋里那张毛主席像最珍贵，留给你们

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总司令朱德把一笔钱交到党小组长孔石泉手里。孔石泉原以为总司令找自己有紧急军务，没想到朱德取出的竟是党费，还认真汇报了近期的思想情况。

这件小事看似普通，却很能说明朱德的处世原则。在他看来，职务再高，也不能脱离组织；军务再忙，也不能把自己当成“特殊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缴纳党费、接受监督，是党员应尽的责任，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

1938年，朱德的组织关系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一局党支部。当时他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没能参加党小组会。有人考虑到他劳累，便没有通知。朱德得知后，当天便找到有关同志询问：“为什么没有通知我？”

对方解释说，总司令整日奔波，想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朱德听后并未接受这个理由。他说，战场上自己是总司令，到了党支部就是普通党员，不能因为职务高、任务重，就少参加一次组织生活。

他还提出，以后召开党小组会和党员大会都要通知自己。如果确有急事不能到会，那是工作需要；但组织不通知，却替他作决定，就不符合党的纪律。话说得直，却不是摆架子，而是在提醒身边同志，党内不能有不受约束的“特殊人物”。

这种态度并非一时兴起。长征途中，红军内部曾面临严重分歧。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临时中央”，要求朱德表明态度，反对党中央北上。朱德没有随波转向，而是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反对分裂红军。

面对张国焘的压力，朱德反复强调红军是一个整体，不能让内部矛盾成为敌人取笑和利用的把柄。他曾明确表示，自己不能去反对毛泽东，也不能割断同党中央的关系。言辞不激烈，却把原则说得十分清楚。

有意思的是，朱德维护组织原则，并不意味着只讲服从、不讲批评。1938年，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整训期间，田守尧因职务安排产生情绪，不愿参加为徐海东送行的聚餐会。朱德得知后，要求旅党委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议开始时，大家说话都比较含蓄。朱德认为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便指出，党委会不能只讲客气，党员有意见要摆到桌面上。随后，他批评田守尧不能因个人安排闹情绪，强调干部必须服从党中央决定。田守尧后来经受住了考验，先后担任重要职务，1943年初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的身份和待遇发生了变化，但生活方式没有改变。1955年实行军衔制和工资制，朱德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按规定本可领取元帅级别工资。然而，他主动要求自己的收入不能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

朱德曾领取过一级工资，数额为649.6元，1957年主动降至579.5元，1959年又降到460元。1960年，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工资调整为404.8元，朱德也领取同样的数额，此后一直保持到逝世。元帅军衔是国家给予的荣誉，工资待遇则是另一套制度，两者不能简单画等号。

家中人口不少，日常开销并不轻松，朱德却坚持节俭。他穿旧衣，惜粮食，能少花一分就少花一分。工作人员回忆，他对账目和物品都很清楚，从不把公家的东西当成私人财产。子女和孙辈想从他这里得到特殊照顾，也往往被劝回去。

1970年代，工作人员有时考虑朱德年事已高，便不愿再通知他参加党小组活动。一次，他听说身边同志正在开会，立即要求家人扶自己过去，并说：“我是党员，不能剥夺我参加组织生活的权利。”这时的朱德已是高龄老人，仍把党员身份看得比个人便利更重要。

节省下来的钱，朱德没有打算留给子女。到晚年，他在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为20306.16元。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前曾嘱咐康克清，自己去世后要把这笔钱交给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他还多次向家人交代，子女应当靠劳动和本领生活，不能把革命家庭当作享受物质待遇的本钱。至于家中遗物，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可称作遗产，书籍可以拿去读，真正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子孙。

朱德逝世后，康克清召集家人传达遗嘱。全家同意将存款全部上交，此外，朱德生前使用的一些物品和文件也按规定交还组织。那张毛主席像，则成为留给后人的特殊遗物。它没有金钱价值，却清楚标示着朱德一生最看重的东西：组织、信仰，以及不把公权和荣誉变成私产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