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日，四川省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现场图片在网络广泛流传。会上，一批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的教师，被请上主席台合影，背后大屏上两个大字格外刺眼：“耻辱”。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这起“耻辱合影”事件，表面看只是一次处置简单粗暴、分寸失守，背后暴露出一种顽固的思维弊病：教育部门的管理者从校门进机关门，缺乏企业、市场、多元组织形态的管理参照，最熟悉的管理经验全部来自学校，不自觉把管教学生的思路，照搬用来管理成年从业者。这或许是事件发生的重要诱因。
当众列队、贴上负面标签、大屏之下集体留影，整套操作，看不到法治框架下的职业考核逻辑，活脱脱就是部分学校对待后进学生做法（必须强调，这样对待学生也极其不妥）的复刻。
在部分基层管理者的潜意识当中，治理等同于管教。管理者扮演“老师”，普通从业者不是权责清晰的职业成年人，而是一群需要敲打训诫，依靠外部压力逼迫上进的“学生”。这不只是工作方法粗糙，而是管理逻辑本身发生错位。
学生尚处在成长阶段，适度批评教育、加以引导，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而教师、公职人员，是拥有完整人格与法定权利的成年人。履职不到位，可以依规问责、扣罚绩效、调整岗位，可以批评教育，却不该践踏人格。
这说明当地主管部门在遇到问题时，不愿沉下心推进制度完善、专业建设，转而诉诸校园式的管理手段。用当众难堪促人警醒，靠“公开示众”狠抓落实，本质上，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治理手段，以人格的规训掩盖管理能力的不足。
就拿学生成绩来说，教学成绩滑坡，是生源条件、家庭环境、资源配置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且不论学生分数低能否简单归责于教师，提高教育质量本身就需要长期扎实投入。相比啃这些硬骨头，采取羞辱式合影，展演一番狠抓工作的姿态，操作简单，效果立即可见。
这种思维并不只有“耻辱合影”这一个极端案例。红黑榜通报、公开检讨、反复提交心得体会，在个别地方已然成为管理抓手，本质上都是将成年人的职业尊严，当成推进工作的工具。
这套做法能够流行，有双重成因。管理者自身成长于应试教育体系，从小到大最熟悉的管理反馈，就是排名、批评、写检查。当这套逻辑未经反思就平移到公共治理，成年人的职场，就被当成了一间放大的“教室”。
层层下压的考核链条之下，不少现实顽疾很难短期化解。比起费力的制度深耕，改造职工的主观态度，更容易制造看得见的工作姿态。问责由此变味，部分工作看重态度表达，胜过解决实际问题。
古人讲“知耻而后勇”，讲的是个体向内的自我反省。倘若主管部门主动制造羞辱，把人格贬低当成鞭策手段，性质就完全变了，属于权力越界。
雷波县政府已经作出道歉，专项工作组也已展开调查。但在个案处理外，还需要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类事件。倘若只处理主管部门的当事人，不破除“拿管学生的方式管成年人”的思维惯性，不去修正“用羞辱代替管理”的考核指挥棒，类似事件就可能换一块牌子继续上演，以检讨大会、优劣公示等别的形式再次出现。
管理的底线，不在于管理者待人是否温和，而在于尊重人格、敬畏规则。真正要改变的，是考核体系之中只重结果、缺少容错的导向，减少靠诉诸羞辱手段推进工作的冲动，让公共治理回归制度本身。
曹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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