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母职无法兼得！白宫女高官卸任，撕开美国右翼女性深层困境

随着卡罗琳·莱维特卸任白宫新闻秘书，白宫失去了一位最为引人注目的女性。莱维特，这位29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表示，她觉得在“投入白宫新闻秘书工作所需的持续时间、精力和关注的同时”，自己“无法成为孩子们最好的妈妈”，因此她必须寻求一份要求不那么高的工作。当然，她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她将重返特朗普总统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MAGA Inc.”。尽管如此，她的声明所展现出的观念仍值得注意。莱维特描述了两种不可调和、相互冲突的选择：她要么做好自己的工作，要么做个好妈妈——而母亲身份获胜了。

保守派向来有条件地允许女性进入先锋行列。一位右翼女性通过遵从性别规范获得一定地位，而她往往通过捍卫自身的从属地位来获得最多的职业发展动力。历史学家妮可·赫默认为，菲莉丝·施拉夫利是一位真正的反女权主义者，致力于维护她所定义的家庭；但正是投身于这场斗争，使她“错失了她”原本渴望的外交政策职业生涯。对于白宫的女性而言，权力仍然伴随着权衡取舍。她们的角色不仅取决于自身能力或对特朗普的忠诚，还取决于她们顺从的女性气质。

莱维特离开新闻发布厅之际，右翼的“女性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皮特·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楼阻止女性晋升，而他的妻子詹妮弗则紧随其后。在某个真人秀节目中，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告诉他十几岁的女儿，不希望她去哈佛，因为哈佛“可能会把像你这样优秀的女孩子……我认为，腐蚀她们的思想。”白宫助手娜塔莉·哈普的影响力仅存在于她与唐纳德·特朗普——“她生命中的守护者和保护者”——的关系之中。今年8月早些时候，传统基金会发布了一段由工作人员莉安娜·格雷厄姆出镜的视频，她在视频中敦促女性“质疑一种赋权愿景”，这种愿景承诺，如果她们通过生育治疗“超越”自己的“自然节律或时间表”，就能获得自由。她补充说，如果一位女性想要婚姻和家庭，那么“工作安排应围绕这些期望进行”。

当然，也有保守派女性在经营家庭的同时滋养着自己的抱负。凯蒂·米勒似乎认为“拥有工作，拥有孩子之外的生活是重要的”。前特朗普政府官员梅·梅尔曼每个周末都会从华盛顿飞往得克萨斯陪伴孩子。“我没有受害者心态，”她对纽约媒体说，但她确实请了保姆。也许她们是伪君子，或者只是对权衡取舍视而不见。但还有第三种更复杂的选择：如果等级制度是右翼的基石信念，那么女性可以顺服于男性，同时仍然凌驾于比她地位低的人之上。她作为“二把手”的高位赋予了她他人无法享有的自由。

因此，詹妮弗·赫格塞斯在幕后工作，在不给孩子在家上学的时候，她会旁听五角大楼的简报会。米勒也在家教育孩子，同时做播客，并花费大量时间在X平台上，就出生率下降问题对女性进行说教。她们并非没有权力；她们选择了自己正在过的生活。她们行使自主权的方式，却削弱了自身（以及很大程度上，他人）的自主权。《罗伊诉韦德案》早已被推翻，一些响亮的声音正呼吁禁止试管婴儿。保守派围绕女性将成为全职母亲的预期来制定育儿政策。正如雷切尔·科恩·布斯报道的那样，2025计划“呼吁取消‘领先计划’”，而公共资金则用于支付父母留在家中或覆盖某种其他形式的“家庭式、居家育儿”费用。

在政策之外，年轻保守派女性发现，男性正在质疑她们成为律师或投票的权利，纽约媒体报道称。随着极端分子掌权，右翼开始倾向于认为女性是受子宫控制的、缺乏理性的生物。在社交平台上，传统主义者争夺影响力，任何表达出对母职并非完全满足的女性，不仅被视为自私，还被看作离经叛道或自欺欺人。一些“认为女性是被女权主义或其他力量‘诱骗’去工作的”男性，“想象女性与他们是如此不同，内在构造如此迥异，以至于她们不可能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抱负或欲望”，一家邮件新闻通讯平台上的“Cartoons Hate Her”账号如此论证。

前特朗普官员尼尔森并未完全退出职场。她创办了自己的公关公司，这意味着，她和莱维特一样，目前仍保留着一些影响力。她们甚至可能拥有漫长的职业生涯，只要她们对特朗普的忠诚盖过右翼对其性别的要求。莱维特的雇主MAGA Inc. 拥有4.03亿美元（约 27.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储备，可用于未来的竞选活动——而一位反动的年轻母亲对右翼来说总会有一些价值。但有价值不等于平等。对于普通传统主义者来说，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理所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欲望和不同的角色要扮演。他们说，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违背我们本性的世界。如果一个女人接受了这一点，如果她相信自己因为无法拥有一切而什么都得不到，那么一点点权威可能听起来比完全被剥夺更可取。她走进陷阱，锁上门，并告诉她的姐妹和女儿们也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