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662年6月1日，云南昆明五华山西麓，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下令处死。此时的朱由榔39岁，南明最后一面旗帜也随之倒下。奇怪的是，数百公里外的贵州都匀高塘山，却有一座“明永历皇帝陵”。
一位死在昆明的皇帝，为何会在贵州留下陵墓？这不是单纯的地理疑问，背后牵连着南明末年的流亡、忠臣的选择，以及清初复杂而敏感的政治环境。
都匀永历帝陵位于大坪镇一带，山路曲折，位置偏僻。墓地依山势而建，永历帝墓居中，左右分别是邬昌期墓和涂宏猷墓。墓碑并不华丽，正中刻着“明永历皇帝陵”七字，规模也远不能与历代帝王陵寝相比。
这份简陋，恰恰符合它可能形成的时代背景。永历政权覆亡后，清廷严密控制云南及西南各地，任何公开祭祀南明皇帝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不敬新朝。若有人将朱由榔遗物或遗骨秘密带回贵州，墓地自然不可能修得显眼。
民间传说中，这座山原来叫“广西王坡”。扶纲将永历帝遗物秘密安葬后，对外只说是“广西王”的坟墓。这个说法流传很久，却没有留下完整的官方档案，因此只能视为地方记忆，不能当作毫无疑问的定论。
扶纲是都匀人，南明时期曾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明亡后，他没有接受清廷征召，回到家乡隐居。地方扶氏家族一直传说，扶纲在康熙元年，也就是1662年，主持修建了这座墓。
时间上的吻合，使这一说法颇受重视。永历帝在昆明遇害，同年墓地传出修建记录，说明扶纲或许确实想为故主留下一个安葬之所。不过，究竟是他亲自运回遗骨，还是只收集衣物建立衣冠冢，史料并不充分。
更值得一提的是，墓旁两位陪葬者并非普通族人。邬昌期为贵州都匀人，曾任御史，跟随永历政权辗转广西、湖广等地。永历帝被俘后，清廷曾试图招降他，邬昌期拒不改节，最终遇害。乾隆年间，朝廷曾追谥其为“节愍”。
涂宏猷同样是都匀人，崇祯十六年，也就是1643年中进士，后来进入南明政权，任兵部给事中。他长期随永历帝行动，参与军政事务，永历败亡后死于战乱。两人的墓紧邻永历帝，显然不是偶然安排。
当地曾有这样的说法：“主上既亡，臣子岂能远离？”这句话未必是当时人的原话，却准确反映了这三座墓在地方记忆中的关系：中间是君，左右是臣，山中墓地成为南明旧臣寄托忠义的隐秘场所。
真正的疑问，集中在墓中是否埋有朱由榔遗骨。永历帝被押到昆明后，死于五华山附近金蝉寺一带。按照清军掌握尸体的情况看，遗骨要从昆明运到都匀，既困难，又冒险。因此，早期许多人认为这里应当只是衣冠冢。
1997年10月，都匀有关方面整理墓穴时，曾向下发掘。据参与者回忆，墓下约三米处有石板，石板下是砖砌井函，里面发现两根较完整的骨头，旁边还残留木屑，没有发现陪葬品。墓砖尺寸较大，也被认为具有清代墓葬特征。
这个发现改变了“纯粹衣冠冢”的说法，但仍不能直接证明骨头属于永历帝。没有完整遗骨、墓志铭和可核验的身份凭证，单凭两根骨头，无法完成严格意义上的身份确认。更稳妥的表述是：都匀永历帝陵可能是一座骨冢，也可能是遗物与遗骨合葬的纪念性墓葬。
还有一种可能不能忽略。昆明遇害后，朱由榔的遗骸或许被清军处置，扶纲得到的只是部分遗骨；也可能是后人依据忠臣传说，将某位南明人物的遗骨附会为永历帝。山陵历经数百年，墓地屡有修葺，原始信息早已残缺。
20世纪70年代，墓地曾遭到破坏。到了20世纪90年代，都匀方面对其进行修缮，现存墓碑和墓体已经不是明末原貌。1921年，地方人士张瑞徵曾为墓碑撰写文字，也说明这座墓在民国时期已经被当地视为永历帝陵。
所以，昆明是永历帝确切遇害之地，都匀则保存着一座与他有关的陵墓。尸骨是否真的从云南来到贵州，现有材料尚不足以作出绝对判断；但扶纲、邬昌期、涂宏猷等人的名字，以及高塘山上君臣相邻的墓葬格局，构成了南明遗民在西南留下的一段特殊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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