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8月，巴基斯坦机场，74岁的越南副主席黄文欢没有登上前往东德的飞机，而是转身走进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余下的人生，也让中越关系的复杂变化，突然有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注脚。
黄文欢并不是普通的越南官员。他1905年出生于越南义安省，少年时期便在外祖父那里学习汉文。1925年前后，他赴广州参加胡志明组织的越南革命青年训练活动，由此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广州的经历，对他的政治道路影响很深。
此后多年，黄文欢往返于越南与中国之间，曾在南京、武汉、昆明等地活动。1930年越南共产党成立后，他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也曾在泰国开展宣传。对他而言，中国不仅是接受革命教育的地方，也是熟悉的政治与文化环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很快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1950年1月，中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黄文欢承担起筹建越南驻华使馆的重要任务。他以特殊身份参加中国外交培训，在李克农等人的帮助下，选定北京史家胡同作为使馆馆址，成为越南首任驻华大使。
那段时期，他还兼任越南驻蒙古、朝鲜大使。黄文欢中文熟练，熟悉中国历史，能够用中文写诗作联。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过程，也明白越南独立战争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中越早期关系能够迅速建立，黄文欢发挥了重要作用。
问题出现在胡志明逝世之后。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去世。黎笋逐渐成为越南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一，越南的对外政策也开始明显向苏联靠拢。随着地区局势变化，中越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越南国内的排华情绪上升，华侨受到冲击，黄文欢在越南政治体系中的处境也日益艰难。
他没有顺着风向改变立场。
在越共成立四十周年等重要场合，黄文欢这位资历深厚的革命元老被明显冷落。有关他的公开报道减少，政治活动受到限制。越南方面后来以“年老多病”为理由，使他退出中央领导层。名义上的职务尚未立即消失，实际影响力却已被削弱。
有意思的是，黄文欢并非没有察觉危险。他曾对身边人表示：“如果不能在国内讲话，就要找一个能够说明真相的地方。”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难以完全考证，但他的选择确实说明，他已经不愿接受越南当局的反华路线。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爆发后，越南方面更加强调所谓“中国侵略”。黄文欢被安排参加相关展览活动，越南当局显然希望借此表明这位老干部也站在反华一边。黄文欢却穿着中式军装、戴着中式军帽出席，态度十分明确。
不久，他因持续高烧和肺部病变，被安排前往东德治疗。飞机在巴基斯坦停留时，黄文欢以身体疲惫为由暂缓行程，随后进入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请求前往北京。中国方面得知身份后立即上报，并安排人员接应。
抵达北京后，医疗检查确认他患有肺癌。中央有关方面组织专家会诊，并为他安排手术和护理。手术后，黄文欢的身体状况得到改善。对一个年过七旬、长期处于政治压力中的老人来说，这次治疗不仅延续了生命，也给了他公开发声的机会。
1980年，黄文欢在北京发表《致全国同胞书》，批评越南当局推行反华政策，反对其出兵柬埔寨以及扩大对老挝的控制。他不再以越南现行领导层的代表身份说话，而是以一名老革命家的立场，说明自己为何离开。
越南方面随后将他定性为“叛国投敌”，并开除其党籍。1980年，越南法院还在缺席情况下判处他死刑。黄文欢对此并未改变立场。他认为，维护中越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服从当时越南领导层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一回事。
1983年，邓小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黄文欢。两位老人谈话时间较长，并共进午餐。此后，黄文欢长期居住在中国，撰写回忆录，整理自己参与越南革命、长期在华活动以及中越关系变化的经历。
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中国方面为他举行了正式的告别仪式，他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越南革命者，最终长眠于曾经参与革命、也曾努力维护两国友谊的中国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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