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成功后，陈胜为何要杀掉吴广？毛主席指出陈胜犯下两大“误”

公元前209年，陈县宫殿内，陈胜坐上“张楚”王位不久，前线传来一个消息：吴广被部将田臧杀死，首级已经送到。

这个消息并不简单。吴广不是普通部将，他与陈胜一同发动大泽乡起义，是最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可陈胜没有追究田臧，反而任命他为令尹、上将军，继续领兵作战。

后人由此追问：陈胜为何要杀吴广？严格说，史书没有直接写明陈胜下令杀人。更准确的说法是，田臧假托陈胜命令杀吴广，陈胜事后不仅没有惩处，反而加以重用。这种态度，至少说明他接受了既成事实。

事情还得从大泽乡说起。

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率领九百名戍卒前往渔阳。大雨阻断道路，按照秦律，误期便是死罪。进退都是死，陈胜便与吴广商议：“如今逃亡是死，起兵也是死，死国可乎？”

吴广很快成为行动中的关键人物。他利用士卒对秦朝的恐惧，又借助鱼书、狐鸣等办法制造声势，使众人相信起义有天意。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是在这种绝境中喊出来的。

这场起义迅速扩散。陈胜攻占陈县后，于公元前209年建立张楚政权，自立为王。形势变化太快，原本并肩作战的两个人，很快被王位、军队和复杂的派系推到了不同位置。

吴广率军进攻荥阳，久攻不下。田臧认为吴广骄横，且不善于指挥，继续围城只会贻误战机，于是与部下商议后杀掉吴广，并把首级送往陈胜处置。

按常理说，擅杀主将已经是重罪。可陈胜的处理却出人意料。他没有追问命令真假，也没有整肃田臧，反倒授予高位。田臧因此获得了继续统兵的资格。

有意思的是，陈胜未必亲自策划了这场杀戮，却用任用田臧的方式，默许了“先斩后奏”。这不是简单的兄弟反目，而是权力秩序发生了变化：吴广的功劳和威望，可能已经被陈胜视为一种潜在威胁。

毛泽东读《史记》时，曾批评陈胜有“二误”：一是用人不当，二是称王太早。这个判断，正好点中了张楚政权的两个要害。

陈胜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建立能够约束部将的制度。起义军原本来自不同地方，许多人只认军队、不认中央。陈胜把兵力派往各地，却没有形成统一指挥，结果周文西进，武臣北上，韩广进入燕地，部队一旦离开陈胜控制，便很容易转化为地方势力。

武臣到赵地后，在当地拥立自己为赵王；韩广到了燕地，也被推为燕王。陈胜派出去的是将领，回来面对的却是一个个地方王国。张楚名义上声势浩大，实际控制范围却迅速缩小。

这正是“用人不当”的深层含义。问题不只在于用了某个能力不足的人，更在于派人之后缺乏约束、协调和监督。起义靠的是冲劲，政权运转却要依靠组织。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田臧同样如此。他或许有作战判断，却没有政治忠诚；陈胜看重的，也许只是眼前能否破敌。把一个擅杀主将的人继续推上前线，等于告诉军中将领：只要手里有兵，结果足够漂亮，越过规矩也未必受罚。

第二个错误，是称王太早。

起义初期，秦朝主力被牵制在北方和南方，中原地区出现空隙。陈胜本可以依靠起义声势，继续向秦都方向推进，争取先取得战略主动。但他在陈县称王后，政权立刻有了宫廷、名号和派系，原本清晰的军事目标被权力分配取代。

称王本身并非绝对错误，关键在于实力还没有稳固，指挥体系也没有形成。王位来得太早，反而使陈胜误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足够权威。

旧日同伴来见他，有人直呼其旧名，陈胜便显得不悦。史书写道，陈胜故人多自行离去，从此身边渐渐没有真正亲近的人。这样的变化，比杀掉一个人更危险，因为它意味着最早支持他的人开始沉默、疏远。

陈胜并不是没有才能。没有判断力的人，不可能在大泽乡聚众，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攻占陈县。他的问题在于，突然拥有权力后，缺乏驾驭权力的经验。一个能发动革命的人，不一定懂得建设政权；一个敢于反抗暴政的人，也不必然能够处理内部关系。

公元前209年冬，秦将章邯率军反攻，张楚军接连失利。陈胜退至下城父，车夫庄贾杀死陈胜，带着他的首级投降秦军。后来，陈胜旧部吕臣起兵讨伐庄贾，将其诛杀。

这场结局十分冷酷：陈胜曾用起义打破秦朝秩序，却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新秩序；吴广死于部将之手，陈胜又死于身边车夫之手。毛泽东批评的“用人不当”和“称王太早”，并不是几句道德评语，而是对张楚失败原因的概括。

陈胜点燃了大泽乡的火，却没能把火焰变成一支有纪律、有目标、能长久作战的力量。烽火仍在扩散，项羽、刘邦等人随后登上历史舞台，而张楚政权已经先一步耗尽了自己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