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一秀才从菲律宾冒死将一根藤苗带回，没想到，这根藤苗救了无数人，让人口从明末清初的约6000万，增至道光年间的4万万

明朝时，一秀才从菲律宾冒死将一根藤苗带回，没想到，这根藤苗救了无数人，后来竟让中国人口飞速增长到4万万人，至今人们仍离不开它！

陈振龙是福州长乐人，不到二十岁便考中秀才，可惜此后屡次参加乡试皆名落孙山。彼时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贫瘠，气候多雨且土壤偏酸，粮食以水稻、小麦为主，产量极低，百姓忍饥挨饿是常事。

科举无望的陈振龙，为了生计放弃笔墨，跟着商队出海经商，目的地便是当时已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吕宋岛。

在吕宋，陈振龙发现了当地人称“朱薯”的作物（即番薯，学名甘薯），这种植物块根饱满，生熟皆可食用，煮烤蒸炒各有风味，更难得的是耐旱耐贫瘠、不择土壤，且产量极高，一年可多季采收。

看着漫山遍野的朱薯，陈振龙想起家乡频发的饥馑，一个念头在心中扎根：若能将这作物带回大明，定能让乡亲们免于挨饿。

陈振龙留在吕宋，虚心向当地土著老农请教朱薯的种植方法，从育苗、栽种到采收、留种，一一记在心里。可他很快得知，西班牙殖民政府为垄断高产作物，严禁任何人私自带朱薯的果实、藤苗出境，海关检查极为严苛，别说作物本身，就连附着泥土的农具都不准随意带出。

陈振龙没有放弃，几次尝试偷偷携带朱薯果实上船，都被海关查获。果实被没收不说，他还挨了一顿毒打，浑身是伤。

后来，他想到果实带不出去，便带藤苗。

他从老农手中买了一根健壮的朱薯幼藤，发现藤条颜色与麻绳相近，便将幼藤与麻绳绞编在一起，外层裹上湿润的泥巴。这样一来，既伪装了藤苗，又能保持水分防止干枯。

他将这捆“特殊麻绳”绑在货物外侧，混在其他行李中。这一次，西班牙士兵只粗略检查了货物，并未发现其中玄机，陈振龙顺利登船。

七昼夜的航行中，他既要提防船上可能存在的西班牙眼线，又要趁人不备给藤苗补水。船一靠岸，他立刻带着藤苗奔回长乐老家，连家门都没来得及进，就先找了块空地试种。

福建的土壤与吕宋虽有差异，但番薯耐贫瘠的特性恰好适配当地环境。陈振龙按照学到的方法悉心照料藤苗，每天定时浇水松土，防范虫害。几天后，藤苗抽出嫩芽，长势喜人，陈振龙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四个月后，地里挖出了饱满的块根，小的如手臂，大的似拳头，试种大获成功，这也是番薯首次在中国土地上收获。

陈振龙立刻将番薯分发给同村村民，和儿子陈经纶一起，手把手教大家种植技巧。消息很快传开，周边村落的百姓纷纷前来求苗。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福建遭遇特大旱灾，水稻、小麦几乎绝收，饥荒迅速蔓延。陈振龙让儿子陈经纶写下禀帖，向时任福建巡抚金学曾举荐番薯，详述其“耐旱、高产、易种、味甘”的优势，恳请推广种植以解粮荒。

金学曾阅后虽半信半疑，但眼下无更好赈灾之法，便下令让陈家父子在福州达道铺纱帽池旁的空地试种。

四个月后，试种的番薯丰收，金学曾亲自查验、品尝，确认其可充作主食，当即下令在福建各府县推广，还命人将种植方法整理成《海外新传七则》，详细说明育苗、栽种、储存技巧，供各地百姓参考。

陈振龙的善举并未止步于自身，他的后代子孙接过了推广番薯的接力棒，历时数代人，将这一作物传遍全国。康熙年间，陈振龙曾孙陈以柱将番薯引入浙江鄞县；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五世孙陈世元带着薯种和种植技法前往山东胶州，克服北方严寒留种难的问题，教会当地人地窖藏种之法，还编著《金薯传习录》系统记录种植经验，为番薯在北方推广奠定基础。

此后，陈家人又将番薯推广到河南、河北、北京等地，让这根救命藤苗走遍大江南北。

番薯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粮食格局。它能在丘陵、山地等不适宜种植水稻、小麦的土地上生长，极大拓展了耕地利用范围，更在灾年成为百姓的“救命粮”，史料记载当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在1961年所著《略谈番薯和薯蓣》中明确指出，中国人口从明末清初的约6000万，增至道光年间的4万万，番薯的广泛种植功不可没，民间也因此有“康熙盛世”别称“番薯盛世”的说法。

民国时期，粮食短缺依旧严重，番薯仍是普通人家的主食，陪着无数人熬过艰难岁月。直到袁隆平等农学家培育出高产粮食作物，番薯才逐渐退出主食舞台，但仍是兼具营养与风味的美食，延续着它的价值。

为纪念陈振龙父子与金学曾的功绩，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建百姓在福州乌山建起先薯祠，后于民国时期改祠为亭，称“先薯亭”，历经多次修缮留存至今。

亭前悬有黑漆烫金楹联“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於饥馑功比神农”，道尽了后人的感恩之情。

郭沫若先生也曾题词，称赞陈振龙“此功勋当得比神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