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永祥：《燕行录识粹：一部缩微版的燕行史》

《燕行录识粹：一部缩微版的燕行史》，漆永祥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6年7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系统编选元代至清末七百年间朝鲜半岛使臣出使中国所作诗歌、日记、游记、书札、笔谈、公文、图录等各类燕行文献，内容涵盖使行途中所见山川风物、民情风俗、市井贸易、文人交游，以及朝贡册封、礼仪往来、外交活动、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朝两国长期政治、外交与文化交往的历史面貌，堪称一部缩微版的燕行史。

全书所收诗文均撰有使行详情、人物小传及作品评介，便于读者了解作者生平、使行背景及诗文价值。作为目前国内外首部全面系统遴选、整理燕行录精华文献的大型选本，本书兼具文献性、学术性、鉴赏性与资料性，可为中朝关系史、朝鲜史、东亚汉文学、东亚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文献，也可作为燕行录文献整理、研究与利用的重要参考。

《燕行录识粹：一部缩微版的燕行史》

目 录

前言

凡例

燕行录诗选

燕行录文选

一、明清皇帝诏敕与礼部咨文

二、高丽朝鲜国王表笺奏咨与使臣呈文

三、状启、别单、闻见事件与手本

四、日记

五、序跋

六、书札

七、记文

八、札记

九、问答与笔谈

十、路程记、航路图、地图与其他图画

参考引用书目

主要人名索引

后记

前 言

中国自先秦以来，就与朝鲜半岛往来不断，关系紧密，愈往后世，交往愈繁。朝鲜半岛以“事大”为存国之道与外交首务，极其密切地关注着中原王朝的兴衰起落，以便制定其纳贡从属还是观望远避的外交政策。

《中朝关系通史》

自公元十三世纪中后期始，中国相继进入了元、明、清时期，虽有朝代更迭期间的短暂动荡，但鲜有四分五裂的局势出现；而朝鲜半岛也进入高丽、朝鲜王朝相对稳定的统一时期。

此后的近七百年间，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也进入稳定而成熟的交往时期。所谓中国“字小以仁”，以朝鲜为藩邦；半岛“事大唯谨”，以中国为宗主国。每逢国有大事，双方都互派使臣，络绎在道，奏报沟通，友好往来，在东亚乃至世界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画图。

一、目前存世《燕行录》之数量与本书编纂原则

朝鲜半岛遣往中国的使臣，撰有各种使行录，被称为“朝天录”（主要在中国明朝时期）或“燕行录”（以清朝居多）。

今所见最早的使行录，是高丽高宗二年（金宣宗贞祐三年　1215）夏秋间，以书状官身份出使的陈澕所创作的《奉使入金》与《使金通州九日》两首诗；最晚的应是朝鲜高宗三十一年（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随进贺兼谢恩使团出使的金东浩所撰的《甲午燕行录》。

据笔者十余年的不断搜集与统计，目前存世的高丽、朝鲜两朝使臣所撰使行录，大约有740余名作者所撰1120余种书目（篇卷），少者仅一两首诗歌，多者达数卷。

面对如此丰富而繁剧的史料，即便是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和东北亚历史的专家学者，也往往苦于繁难；而对此方面有兴趣的初学者与爱好者，就更是无从下手。

有鉴于此，笔者在十余年反复阅读这些书籍的基础上，经过仔细比对与精挑细选，完成了这部《燕行录识粹：一部缩微版的燕行史》的编选工作。

《燕行录千种解题》

本书选录的诗文，不是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选集，而是根据《燕行录》文献特征，在充分照顾文学性的基础上，广泛参稽作者身份、所处时代、创作地点、歌咏对象、文章内容、诗文体裁与具体事件等，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

全书诗歌的选择，形式上较为传统，即以诗人生活的时代按年编排，每位作者皆由诗人小传、出使过程、诗歌简评与所选诗作构成，少则一、两首，多则三十余首，再三斟酌，严挑细选，以显示燕行诗歌内容的时代性、多样性、权威性与代表性。

本书文选部分共分十类，分别为：明清皇帝诏敕与礼部咨文，高丽朝鲜国王表笺奏咨与使臣呈文，使臣状启、别单、闻见事件与手本，日记，序跋，书札，札记，记文（游记、杂说、杂辨与祭文），问答与笔谈，路程记、航路图、地图与其它图画，等等。

从帝王诏敕到友朋书信，从使臣闻见到野语刍言，从宫廷大戏到街头幻术，从陆路风霜到海上恶浪等，本书皆有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展现。

《燕行录全编》

全书凡采录自公元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末近七百年间，高丽、朝鲜两朝各类“燕行录”及其相关诗文，诗歌部分共选录作者160余名、诗作1500余首；文选部分亦择取作者230余名、各类文约640篇（条）；并附图录约30幅。

诗文作者去其重，共涉及300余名作者、320余种“燕行录”之诗文，占目前可见“燕行录”作者近一半，书目约三分之一，主要作者与重点书目，皆囊括殆尽。

读者赏读此书，即可掌握一部上下近七百年的缩微版燕行史。本书不仅方便初学者与爱好者，对专业研究者也有积极的欣赏价值与检索参考作用。

二、燕行使出使名目与《燕行录》之界定

朝鲜半岛派往中国的使节，称名繁多，各各不同。朝鲜王朝典志体史书《同文汇考》，将这些名目按出使性质分为以下诸类。即：

封典（建储、嗣位、册妃、追崇），哀礼（告讣、请谥、赐祭、赐谥），进贺（登极、尊号、尊谥、册立、讨平），陈慰（进香），问安，节使（岁币、方物），陈奏（辨诬、讨逆），表笺式，请求，锡赍，蠲币，饬谕，历书，日月食，交易，疆界，犯越（我国人、中国人），犯禁（彼我人同入），刷还，漂民（我国人、中国人），推征（彼我人同入），军务，赙恤（彼我人同入），倭情，杂令，洋舶情形。

一般情况下，当时习惯按使臣的出使性质来区分，称“节使”与“别使”。节使有圣节使、冬至使等，相对固定；别使则指谢恩使、进贺使等，随事遣发。此外使行又称为“单使”与“兼使”。

《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

单使即只有一件差遣，如陈奏使、问安使等；兼使指一起使行而兼有数件使命，如告讣兼请谥请承袭使、谢恩陈奏兼冬至等三节年贡使等。但多数情况下仍称冬至使、圣节使、谢恩使等。

关于“燕行录”之收录范围，拙著《燕行录千种解题·凡例》曰：

若广义而言，凡履迹及中国之朝鲜半岛文人所著书，皆可谓之“燕行录”；然狭义言之，则专指高丽、朝鲜王朝遣往中国之出使成员所纂之纪行录。即作者必须为国王派遣出使之正式使团成员；或负有某种特殊使命曾身至中国（或两国边境之中国境内）之官员；或撰著者虽未曾足履中国，但其书所述必须为出使相关记录或论述。本书即以狭义之“燕行录”为著录原则，故不以《漂海录》《皇华集》与因他事而到访中国之人所撰者为“燕行录”。

我们在编纂本《识粹》时，也仍然按照上述原则来遴选“燕行录”。同时，对目前学术界已经发现的有严重抄袭行为的此类书籍，如权橃《朝天录》、金学民《蓟程散稿》、郑德和《燕槎日录》、徐有素《燕行录》等，亦摈而不录，尽可能保证全书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与权威性。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

三、诸家“燕行录”诗歌及其特点

诗歌是上千种“燕行录”中最常见的创作体裁，据笔者统计应在340种以上。燕行使所创作的诗歌，都是其在途在馆期间所撰，因此这些诗歌都可以称为广义的纪行诗。本书共选有167名作者约1500首诗歌，足以代表燕行诗的全貌。

纪行诗之源头，毫无疑问出自《诗经》，至《楚辞·涉江》，为文士纪行诗之始。汉以降如班彪《北征》、班昭《东征》、潘岳《西征》等赋，相继而出。

唐代杜甫处乱离之世，则有《北征》等长篇。以朝鲜《燕行录》中的纪行诗而言，皆受《诗经》以来传统纪行诗的影响，而长篇纪行诗则更是受杜甫《北征》等诗的直接导引。

本书所选长篇纪行诗中，如金堉《北征诗》、崔锡鼎与宋相琦《北征联句》、李裕元《北征篇》等，诗题亦袭自老杜。

宋辽金元时期，宋代出使北方的使臣在途中的纪行诗，如刘敞《使北诗》、欧阳修《出使契丹诗》、苏颂《前后使辽诗》、洪皓《使金诗》、范成大《使金绝句七十二首》等，则在诗歌形式与内容以及“华夷之别”的价值评判等方面，给朝鲜诗家以更为直接而富有质感的影响。

《宋代出使行记的异域叙事与文化阐释》

在大多数情况下，就燕行诗的文学成就而言，其水平要低于作者创作的其它诗歌。因为燕行诗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成的急就章，有的作者出使期间，几于无日无诗，一次出使所创作的诗歌就达600余首。所以，燕行诗的特点是创作时间短而数量又极多，这就必然要影响到其诗歌的水平与质量。

在朝鲜半岛诗家中，向来也有宗唐还是崇宋的争论，燕行使宗唐崇宋、宗明崇清的现象都有。

他们所尊尚的中国诗人，如陶渊明、谢朓、王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辛弃疾、文天祥、揭傒斯、元好问、杨维桢、李梦阳、何景明、李东阳、王世贞、归有光、顾炎武、王士禛、纪昀、翁方纲等，皆在其列。

但就影响之大而言，在使臣所携的书籍中，杜甫、苏轼与陆游等人的诗集是常随身边的，而唱和三家诗韵的诗歌也是最多见的。

《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

就燕行诗的总体表现看，宗宋尤其是崇尚苏黄的特征极其明显，宗唐只是幌子。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唐皮宋骨”，来形容高丽后期和朝鲜时代的诗家，是大致准确的。

燕行诗表面看起来体裁多样，凡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乐府、赋体、骚体与古风，皆见于各家诗中，但最常见的仍是五、七言，尤以七律为多。

清王士禛《渔洋诗话》称，清康熙十七年（朝鲜肃宗四年　1678）夏秋间，清廷遣颁诏使一等侍卫狼瞫等入朝鲜，太学生孙致弥随行往朝鲜采诗，其称所见“大抵律绝居什之九，古诗歌行略见梗概而已”。

乾隆朝与纪昀有交的朝鲜使臣洪良浩《与宋德文论诗书》也称：“仆尝西游中国，见华人诗话云高丽人好作律绝，不识古诗，使我颜发骍也。”由此可知，律绝是朝鲜半岛诗家最擅长的体裁，这种诗风自然也成为燕行使臣的诗歌特点。

相对单一的诗歌体裁，加上使臣沿途所见景色文物又大致相同，导致燕行诗从体裁至用事用典等，也呈现出单调重复与前后相袭的现象。

燕行诗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纪行诗特质，尤其显现在部分组诗与长篇诗作中。如世宗朝李承召《二月十二日入京十四日朝奉天门》、燕山君时李荇《无聊之余略叙道路之勤以备后日之览非所以为诗也》等相继而作，至金诚一《朝天纪行》、黄琎《朝天行录》、金堉《玉河馆纪行书怀示书状》等，已是超长篇幅。

而赠行之作，始自成俔《送李检详赴京八首》与金克成《送安君善之赴燕十绝》，也是铺陈描叙，自鸭江而至北京，开后来赠行组诗之先河。

《康熙时期中朝诗歌交流系年（1703—1722）》

至肃宗、英祖、正祖时期，金海一、任相元、金昌集、金昌业、李宜显、金载瓒、李田秀、赵秀三、朴齐家、李基宪诸人相继而出，可谓组诗与长篇纪行诗之高峰期，这一时期也正是“燕行录”创作的发达时期。

此后如李晚秀、李鼎受、李时秀、洪义浩、金进洙、权鲁郁、朴永辅、李裕元等，积极创新，续有新作。如果要选出燕行使最有特点的诗歌，无疑是这些长篇纪行诗，在本书中我们也特意选了一部分，供读者赏读与评价。

四、明清皇帝诏敕与高丽、朝鲜国王表咨等：双方最高级别的文书往来

在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中，中国方面会向高丽、朝鲜颁赐诏敕，高丽、朝鲜王朝也会遣使至中国庆贺、告哀、请封、陈奏、谢恩等。

这是两国最高级别的文书往来，中国皇帝或者直接对高丽、朝鲜国王发布诏敕，遣使颁诏；或者对其国奏请的各类事项下达谕旨，由中央各部（或中书省）以咨文的形式回复（清朝皆由礼部统一回咨）。

《唱和与交锋：明清时期越南朝鲜使臣交流研究》

本书选择有代表性的诏敕十通、咨文十道，有明清皇帝向朝鲜国王颁发科举程序，赐历赐物，册封国王与王妃，严谕朝鲜方面加强军备以及减免朝鲜贡物等事项；而明嘉靖皇帝遗诏，崇祯皇帝登极，清乾隆皇帝归政，道光皇帝谒陵，则是中国国体大政的诏告天下。

所选明清礼部咨文，则有关于科举试场设置，高丽子弟来学中国，朝鲜请明洪武帝赐国名，赐朝鲜药材与书籍，朝鲜请封光海君，因事免议朝鲜国王，乾隆帝盛京谒陵，不允许朝鲜使臣以钱换物，三大节表笺与方物进贡例，使臣到京知照等事。

这些公文所载信息，皆为关涉两国国体与军政、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重大事务，为我们了解当时两国关系的起伏升降与具体事务的处理方式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高丽、朝鲜王朝所上表笺奏咨，通称之为“事大文书”。使臣代表国王向中国皇帝跪拜行礼，呈表如仪，以尽臣节而表忠诚。

所谓“我寡君守小邦，有朝夕之务，不能自行。使一二陪臣，冒献贡篚于下执事”者。

本书选有朝鲜国王所上奏笺、奏咨各十道，与使臣所上呈文、上书各十篇。此类公文有着基本的层级划分，大致可分为表笺、奏咨、呈文与上书四类。如贺节、封典、问安、谢恩等表笺，基本上都是按照既定格式，摹拟套作，语多谀句，词多雷同，只体现对宗主国的隆礼与尊崇，亦即所谓“事大至诚”而已。

本书所选如谢护送世子、请子弟入学、请冠服、慰皇极殿火灾、冬至正朝圣节、谢漂民出送、贺光绪皇帝亲政等件，皆为格式化套路化的公文；而谢三京恢复、宗系辨正、史书犯禁人蒙宥等表，则针对具体事务，稍有变格，多典雅富丽，恭逊有礼，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燕行录”研究论集》

朝鲜半岛在遇到具体事务时，需要跟中国方面往复请示与沟通。

本书所选如丁应泰参论本国辨诬奏，反复解释应泰之诬与本国之冤，并表达对倭寇侵略无常的痛恨与对天朝“再造之恩”的感激；又如告讣与请谥、请王世子承袭等，事关国体，极其重大；而请禁拦头、请寝退栅之议、以讲究武备事等，则是对长期困扰使臣的沿途运输问题，关涉两国边境安全的敏感问题，以及派工匠至中国学习机械制造等事，提请中国方面具体处理；讨邪逆奏文，则是对朝鲜镇压国内天主教徒一事的解释与说明，希望得到同情与谅解；而其它三道奏咨，则涉及朝鲜所贡礼物的收受，人参贡品希望用把参代替生参，《皇朝文献通考》所载金昌集等四大臣谋逆事等，也都有具体的陈述与祷求。朝鲜方面的这些请求，最后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在特殊情况下，朝鲜半岛使臣出使期间，可以向中国中央或地方相关部门与重要官员递交呈文，提出申请和祈求。如“壬辰倭乱”期间，朝鲜使臣络绎于道，军需旁午，急如星火，他们动辄向礼部、兵部呈文，提出请兵、请粮、请拨发军火等多种诉求。

《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朝天录和燕行录初探》

这些呈文往往表达迫切，感情充沛，以词动人，以泪感人，在反映当时历史场景的同时，也显示了朝鲜半岛文臣深厚的汉语功底与机敏的临场应变能力。

本书所选的十篇呈文中，如请颁赐《大明会典》、请赐国王冠服、请刷还辽东朝鲜流民、请从速打发离京、请发给车辆运输贡物、请准许朝鲜内医院正前来质正药方、请刷还在朝鲜之辽民、请允许多贸盐焇弓角、请免上下马宴、请免遣钦差以省国帑、请兴师征讨倭兵等，事或大或小，或易或难，都是使臣当时亟于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本书所选的使臣上书十通，其中李齐贤《在大都上中书都堂书》，乃闻听元朝要在高丽设行省，故上书言其弊；郑道传《上辽东诸位大人书》，则是对明朝接纳高丽的感恩与对辽东诸重臣的感谢；而朴承任、赵纬韩皆为上书四夷馆提督，为使臣参班位次事与馆门禁闭等事；崔岦上书礼部郎中，则为辨朝鲜太祖非李仁任后裔事；金堉上书礼部尚书姜逢元，是对朝鲜所交纳入柜咨文并未擅自开拆事由的解释；申悦道在登州呈文，乃请求山东米商设法救恤朝鲜饥民；金允植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则为朝鲜派员来天津学徒以及与泰西诸国立约事。

其中郑昆寿《又呈兵部尚书石星文》，是在“壬辰倭乱”期间，痛泣号呼天朝援救朝鲜，刻不容缓，其喻朝鲜平壤为咽喉，王京为心腹，诸道为四肢，缺一不可，期望“亟发十万大兵，尽剿诸道之贼，使小邦再造，藩篱永固”。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

又如李景奭《沈馆上世子书》，乃昭显世子李在沈阳做人质期间，大兴土木，日事奢华，李氏极言直谏，谓“此正临深履薄战兢自持之日”，当不作无益，不贵远物，卧薪尝胆，以图恢复。然昭显拒谏饰非，返国不久，旋称病殁，从中即可窥知其速亡之原由矣。

五、状启、别单、闻见事件与手本：燕行使“觇国”所获的重要情报

朝鲜半岛使臣在出使过程中，正、副使与书状官、译官及赍咨官等，皆须在途中或返国后报告使行状态与“觇国”所获的重要情报。一般而言，正、副使所上称“别单”，书状官所上称“闻见事件”，译官与赍咨官所上称“手本”。

如果一定要加以区别的话，状启是将一行情况与所闻所见，择其要者以正、副使的名义，分时阶段向朝廷报告，比较及时与权威；别单、手本则是将在馆期间所见所获，选取前所未闻较有价值者，逐条列举，或有数条，或仅一条，以备宸览；闻见事件由书状官负责编辑，最初分日录与闻见事件，后参究事实，通为一录。

《中朝日越四国历史纪年表》

而在朝鲜义州以前全用日录，渡鸭绿江入中国境内后，则以事件为主而间附日录。日录于无事之日，往往仅记道里阴晴，极为简略。

本书所选宪宗八年（道光二十二年　1842），冬至兼谢恩行书状官赵凤夏所上《道里排站阴晴日记启本》（附《闻见别单》），就是《日录》附《闻见别单》编排的典型例证。

本书所选燕行使臣所撰《状启》与《别单》各十通，《闻见事件》二十件，《手本》十件，都是较为常见的此类文书，其内容涉及使臣所搜集的明清时期国政、军事、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方面的情报。其中绝大部分是清朝时期所撰，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了朝鲜使臣在入清以后，加大了对清廷各种情报的侦伺、采录、分析与评判。

例如涉及明朝的有明嘉靖皇帝怠政、袁崇焕抗清、崇祯帝亡国、李自成入京、朱三太子生死、南明政权败亡等重大事件。

入清以后，从清初至清季，朝鲜君臣密切关注的如海上郑成功、三藩之乱、满汉矛盾、乾隆好大喜功、和珅贪腐、台湾林爽文事件、白莲教、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甲午战争等，使臣皆有记录。

他如辽东山水、北京形胜、减少贡品、颁历赐物、购买禁书、科场作弊、大内行刺、闾里风习等，亦莫不毕载，皆是研究中国明清历史的重要资料。

六、日记：多体裁、多角度的全方位纪行录

诸家“燕行录”中的日记，是仅次于诗歌的常见体裁，据笔者统计多达243种，从数量上看少于诗歌，但内容分量则远多于诗歌。

《北学派燕行录所载笔谈研究》

诸家日记所记出使时间与里程，有的是从获悉被派遣出使之日始，至返国复命而止；有的则在渡鸭绿江时起记，还渡江后而迄。

日记所记内容，不仅有道里阴晴与饮食起居，还包括大量沿途和在馆期间的所闻所见，有些日记综括了日记、诗歌、游记、路程记、札记、笔谈、图录等多种内容，可谓多体裁、多角度的全方位纪行录。

正因为日记内容最为庞杂，所载信息量最大，所以本书所选内容也以日记为多。日记部分共分为十六类（段），以使行谒阙拜别始，至返京复命止，按照从王城至北京沿路的路线为次序，分段罗列，使读者大致了解燕行使团从出发至返国的全过程，以及他们在途在馆的所作所为，有兴趣者阅读本书的日记部分，就几乎等于阅读一部缩微版的千年燕行史。

燕行使臣在出发前，朝廷需要写定各类表笺奏咨等文书，准备方物岁币以及一行盘缠衣资等。

《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1592-1780)》

在拜表发行之日，正、副使与书状官要谒阙辞别，接受国王的教谕和赐物，同时在弘济院查对表咨文等，并与同僚亲友宴别，然后才离发王城。

在朝鲜境内，沿途共计二十四站，均由各地方专门安排支站官接待。所到之处，莫不游山玩水，赏景流连，醉情之酒，荐枕之妓，锦衣玉食，笙歌宴舞，一路悠游，好不逍遥。

使行到义州后，一般要滞留数日甚至十余日，因为一行人马到义州才能凑齐，尤其是下隶辈与马匹均出自西路，而入中国后沿路所送礼物、一行衣物、各类物货、八包贸易与人马粮料所需，也要在这段时间逐项备齐，然后搜检禁物，按牌点齐人马，动身离境。

一起使团规模小者如赍咨行仅十数人，而规模大者达数百人。如肃宗三年（康熙十六年　1677）冬，谢恩兼冬至行书状官孙万雄记在栅门外，“点入人马，使臣以下并七百十九，马六百三十”，这可能是朝鲜燕行史上规模最大的使团了。

燕行使团渡过鸭江以后，按习惯将前往北京的行程分为数段：自义州至栅门，自栅门至沈阳，共五百六十五里，为初段；自沈阳至山海关，七百八十七里，为中段；自山海关至皇城，计六百六十七里，为末段。

而从汉阳至北京，则过冷井到草河口，为一千五百里，乃去北京之半程（以上里数各家记载不一）；自栅门抵北京，十三山实为半道。

因此，本书也将使臣渡江后的行程大致分为自义州至凤凰城、自凤凰城至沈阳、自沈阳至山海关、自山海关至北京四段，然后分段选文以记各段特点与行程。

《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

在渡过鸭绿江后，使团要在温井坪、九连城（后改金石山）露宿两夜，才能抵达栅门，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段行程。

辽野之漫衍无垠，白塔之巍峨弘阔，市肆之热闹繁华，牛马之遍野散牧，都令使行眼开神爽，惊为初见。而在下一段行程中，山川海景，愈入愈胜，塔山海上日出，千山、医巫闾之雄奇挺拔，十三山赏月，威远台怀古，均令人魂魄激荡，难以忘怀。

在望见曲崛盘龙的长城后，使团进入山海关，蓟门烟树，通州帆樯，皆为沿路必赏之地。而在东岳庙换装后，使团遂列队成型，进入朝阳门，入住玉河馆，安顿的定，终于结束了使行路上的单线行程。

燕行使团抵达北京后，就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与游览活动。正、副使与书状官等正官，到京后即往礼部呈表，至鸿胪寺演仪，随后参与各类谒阙与参宴活动。

而一般随员如军官、伴倘与带率子弟等，则大多数“宿抱远游之志”，以游赏为目的。如洪大容、柳得恭、朴齐家、朴趾源、李德懋等，镇日观览寺观，逛游厂甸，购书鉴宝，笔谈唱和，开始他们寻找“真友”“知己”而“一吐胸中奇崛”的交友之旅。

《妈祖文化与明末朝鲜使臣》

当陆路由于战乱而道梗不通时，朝鲜使团就会驾船入海，在恶浪巨涛中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出使中国。

自朝鲜沿岸入海，至中国登州上陆，再经山东至北京，共水路三千七百六十里，陆路一千九百里。海行规模，亦有大有小，小者三十余员，多者一二百人，船只以五船为限，而上、副使、书状各乘一船，各具一套表咨，以备不虞。海上惊涛骇浪，险恶无比，常多覆没之患。

本书日记部分的编选，依燕行使团自王城至北京的行进线路为序，取材宏富、安排得当，有强烈的现场感与画面感，真切地反映出本书是“一部缩微版的燕行史”之选文特色。

七、序跋与书札：私家友谊抒发与交流的重要管道

燕行使出使期间，少则半年，多达年余，雨雪寒冻，饥困伤病，既是生离，堪称死别，故行前郑重宴别，赠诗赠序，亦成常态。

这些赠别之作，主要表达以下几点期望：一是对出使者表示祝贺与夸赞，所谓“非通才，号难能”；二是对使臣所担之重任，如书状官的职责，提出希望和要求；三是希望出使者如季札观周，能够学习提高，有得而归；四是作为曾出使入中国的过来者，叙述沿路之道途与艰危困难，提醒出使者注意；五是希望能够觇国侦伺，带回有价值的情报；六是祈祷出使者好去好还，平安归来。本书所选十篇赠序，其内容也大要不出此范围。

诸家“燕行录”，凡单独成书或成卷者，多有序跋，或论其撰著之缘始，或叙其出使途中之甘苦，或记其不同他家之体裁变化，或抒发其所思所想与寄托兴亡感慨。

《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登州卷）》

纵观这些序跋，明清易代是一个转折点。明朝入中国之使臣，其所撰诗文、日记多称《朝天录》《朝天日记》《皇华日记》等，而入清以后，使臣在不自愿的情形下出使“虏廷”，故为自己的书所取之名，如郑太和《饮冰录》、蔡济恭《含忍录》、金锡胄《捣椒录》、崔锡鼎《椒余录》等，含有行饮冰雪、包羞忍辱之义。其尊尚好恶，从书名即可见其所持之态度。

燕行使对进入中国后的期待与感受，在明清两代全然不同。如明代出使的李民宬《题壬寅朝天录后》称：“古人云‘一乐生中国’，岂以涵育于仁义之教、礼乐之化为足乐欤！我辈生长于海东，徊翔于弹丸之地，真所谓坎井之蛙，不可以语海者也。”

而入清之后则是“天下之文物，独在我矣”。朝鲜继承大明，是代表文物文明的“小中华”，出使清朝只是不得已的“皮币之辱”而已。

《燕行录与清代满族印记研究》

燕行使所撰纪行录，形式多样，愈积愈多，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录》、洪大容《湛轩燕记》、朴趾源《热河日记》与李器之《一庵燕记》等，堪称典范。而后来所撰，如金景善《燕辕直指》等，从内容到体裁皆有创新，欲超迈前人，然又何其难矣。

书信是古人在不能谋面时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燕行使也不例外。使臣出使期间的书信，一是在途在馆写给亲友专报平安的信札，一是与中国士人相互往来的信件。

这些书札与前述“上书”不同，“上书”是有关国事而向中国相关衙门与官员求告，而“书札”则是纯粹的个人交往，信中所谈之事也多是私谊琐事，与王国大政，关联并不密切。

本书所选的二十通手札，如朴思浩《答卯桥书》，是在返国后给友人丁泰所写，朴氏称“仆有三愿，愿观天下好山水，愿读天下好书籍，愿交天下好人物”。这也是大多数燕行使臣的愿望。

他们与中国士大夫的书信内容，可分六类：

一是求中国士大夫为其著述撰序，或题写匾名等，如申叔舟《在燕京会同馆呈倪学士手简》、高用厚《上礼部尚书徐玄扈先生书》等；

二是表达钦慕，愿意深交往来，或久别问候，一吐相思的，如尹根寿《上王主事书》、李安讷《上孔提督帖》、朴齐家《与郭澹园》与《与李羹堂》、赵秀三《寄刘燕亭书》、朴思浩《答卯桥书》、姜玮《上黄孝侯侍郎书》等；

三是或有事相求，或诚恳求教的，如金锡胄《与燕京画史焦秉贞书》、李颐命《与西洋人苏霖戴进贤》等；

《燕行与清代盛京：以燕行录为中心》

四是生死之交，吊死问生的，如洪大容《与铁桥书》《与严昂书》《答朱朗斋书》等；

五是与中国士人往复论学，相互辩难的，如洪良浩《与纪尚书书》、翁方纲《致金正喜书》、汪喜孙《致金善臣书》、王筠《致金善臣书》、金正喜《与李月汀》等；

六是往报平安，兼夸所得的，如金正中《上伯氏书》等。而中国友朋如孔闻謤、徐光启、郭执桓、李调元、纪昀等，也都热情回信，撰序赠诗，商榷学术，鸿雁不绝。

洪大容与陆飞、潘庭筠、严诚诸人相交往，尤其是与严诚结为生死兄弟。在严氏亡后多年，洪氏仍与严诚兄严果、子严昂通信，称其与严诚“一订之后，便成骨肉，终身恩爱，勿忘勿改”。

洪氏待死友如骨肉，待严父如父，待其兄如兄，视其子如子，令吾辈于二百余年后读之，仍感慨不已，洪大容与严诚诸人之交谊，可谓燕行史上最温馨而灿烂的人性光辉！

《燕行录研究》

有明一代，燕行使与中国士人讨论有关学术问题时，基本上是围绕尊程朱还是崇陆王展开的；而进入清朝尤其是清中叶时，双方探讨最多的却是尊义理还是擅考据的别择。燕行使毫无保留地选择尊程朱之义理，而中国学者则多为尊考据而贬义理。

本书所收如汪喜孙、王筠两人《致金善臣书》，皆是对考据学的维护和对程朱的批驳，以及对朝鲜友人的规劝；而翁方纲《致金正喜书》，却是对义理学的扶持与肯定，金正喜《与李月汀》又是对翁方纲学行的回护，因为当时中国士大夫对翁氏之学的评价并不高。这些书信中反映出来的好尚与微妙的关系，对研究当时学界动态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八、游记、杂文与祭文：山川形胜之纪录与愤懑不平之议论

本书所收纪文，共分游记、杂文与祭文三类。游记又分山川海观舟桥、城镇关隘古迹、庙宇寺观祠堂、市肆戏幻灯火、天算仪器洋画、店舍馆所衙门六小类。

燕行使团自渡鸭绿江后，所见山川风景，有辽野、千山、医巫闾山、大小凌河、十三山、盘山、滦河、望海台、蓟门烟树、卢沟桥等。而如栅门、安市城、沈阳、榛子店、射虎石、山海关、高丽堡等，或为城镇关隘，或为明清之交血战之地，使臣吊古伤时，皆有所记。

中国庙宇寺观之多，使臣沿路随处可见，他如北京东岳庙、历代帝王庙、白云观、文丞相祠等，亦是使团观览之所，尤其是滦河夷齐庙，拜谒仰瞻，祭奠蕨薇，在入清之后更是使臣寄情歌咏、思明咒清之最佳依托场所。

自入栅后，从凤凰城起，使行目中所见，在在繁华，栅门贸易，沈阳市肆，中后所帽厂，通州帆樯，北京隆福市、琉璃厂、彩鸟铺、花草铺，东西天主堂，观象台，浑天仪，西洋画，元宵灯火，宫中大戏，馆中幻术等，无不令使行瞠目称奇，详加纪录。

杂说、杂辨类的文章，在诸家燕行录中，亦所在多有。

《明代朝鲜使臣笔下的庙岛群岛》

本书所录二十篇，所涉甚广。其中如朴齐家《谩笔》与朴趾源《审势编》，是难得的清醒文字。

朴齐家称“今人正以一‘胡’字，抹杀天下。而我乃曰中国之俗如此其好也，与其所望大异故耳”。朴趾源谓“游中国者有五妄”：地阀相高、衣冠自豪、待人亢简、藐视中土诗文、以中土无高人。

而称“中州之士有三难”：经史百家，酬答如响；宽雅娴礼，虚怀接物，而不失大国之体；小大远近，莫不畏法，四民分业，莫不自修。“东人有五妄，实由中土之自侮，然其自侮之实，亦非中土之罪，而其固有之三难，又非东人之所可得以侮之也。”

正是有如此见解，朴齐家、朴趾源才成为当时“北学派”的代表人物。

金正喜近些年来被称为朝鲜半岛“实学派”人物之代表，但其《汉儒家法说》《实事求是说》《声均辨》《学术辨》等考辨之文，实际乃摘抄清儒文章，偶有数语为其添改者，然不足以改变其文为抄录之性质。

《秋史金正喜与清朝文人的对话》

金氏师从翁方纲，而翁氏崇尚宋学；又尊崇阮元，然阮氏学宗汉儒。正喜之学，金承烈《阮堂先生全集》称其“博综马、郑，而勿畔程、朱，务归于义理之精”，则底子仍是宋学中人。

金氏文字、音韵、训诂诸学，根底甚浅，故虽读清儒诸家考据之书，然终是依稀仿佛，难得其精髓，称其为朝鲜考据学派的引导者，实是皮附之论。

诔祭之文，追悼逝者，寄托哀思，诸家燕行录中，所载祭文亦多。

本书所选十篇，可分三类：如《朝鲜国王进香祭文》，是清皇太极驾崩，朝鲜遣使进香时所读祭者；《明朝礼部祭朝鲜冬至使李忔文》《清朝礼部祭祀朝鲜冬至使李光夏文》，是进贺兼谢恩使李忔、朝鲜冬至使李光夏病逝馆中，明、清派员祭祀并宣读祭文；而明季海路朝天，每有祭海神、船神、龙王与祈风之举，在使臣日记中多有记载。

而高宗十八年（光绪七年　1881）秋，朝鲜遣领选使金允植等率领学徒至天津学习机械制造，得结识袁世凯，并在袁氏后来监国朝鲜时，往来密切。

袁氏卒后，金氏撰有《祭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文》，对中国人认定的窃国大盗，讴歌不止，哀痛难已，读此祭文亦可发一慨焉。

九、札记：庞杂繁富的百科全书式记录

札记是自魏晋以来中国人著述中最重要的体裁之一，宋代至明清更甚。燕行使中的质正官，本身就有质正文物、求疑问难的任务，如赵宪《中朝通报》末即附有《质正录》，其中所记如捻物、鳝子、枸尾草、苦葽、铫镗、越越、黄花菜、丛枣、瘢疤、石油等二十余种，每词下列其义之解释，即典型的质正疑难词语及其所记札记。

《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青州府卷下）》

在诸家燕行录中，札记以两种形式保留与体现，一种是单独成书或成卷的，如尹根寿《月汀漫录》、李恒福《朝天记闻》、南九万《燕行杂录》、李颐命《燕行杂识》、李时恒《燕行见闻录》、李宜显《燕行杂识》、俞彦述《燕京杂识》、金照《观海录》、申佐模《燕行杂记》等皆是；一种是在诸家日记中，也往往附有大量的札记。

本书选录札记约一百条，共分为军国制度、民风习俗、屋制服饰、器皿饮食、市肆交易、道里交通、语言文字、文化娱乐、医卜灾异、各色人物、花木鸟兽、奇谈趣闻等十二类，涵盖了燕行使所记中国从军政要事至生活琐屑的方方面面，从中可窥其所关注的诸般事物与记闻评价，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

一〇、问答与笔谈：面对面的诗酒唱酬与角力“白战”

在以往“燕行录”研究中，学界对燕行使笔谈所论甚多，但很少注意到使臣与中国人相见时，问答与笔谈是两种不同的交流方式。

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秋，随其伯父圣节兼问安使李福源出使沈阳的李田秀，访问中国友人张裕昆，李氏《入沈记》称：“主客数语接礼讫，辞以不娴汉语，请笔砚。仲兄书曰：‘此后凡称书问书答者，笔谈也；只称问曰答曰者，口话也’。”由此可知当时交流双方对问答与笔谈，是有明确区分的。

如果我们再仔细区别的话，燕行录中的问答，亦可分为五类：

一类是朝鲜君臣间的对话与问答，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使团离发之际，或者返国复命谒阙之时，如本书所选郑昆寿《谒阙拜辞时宣祖君臣问答》，是“壬辰倭乱”期间，朝鲜君臣在义州派郑氏前往明朝请兵前的问答；

第二类是使臣与中国皇帝或官员间的问答，由朝鲜方面的译官或中国方面的通事居间翻译，如本书所收李田秀所记《沈阳迎驾时与乾隆帝问答》，在道途与宿店，与房东或他人对话，也常常有翻译，如赵宪《与渔阳驿房东莫违忠对话官员之廉否》等；

第三类是双方直接用汉语问答，如佚名《与磁器铺主杨姓人问答》，时在琉璃厂，双方讨价还价时的问答；

第四类是一方用文字设问，一方也用文字回答，双方并未见面，如金玏《答兵部问目》即是；

《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

第五种虽是笔谈，但完全是问答之体，如李睟光《安南国使臣问答》《琉球使臣问答》、闵鼎重《王秀才问答》皆是。问答体的特点是，双方一问一答，不掺杂其它内容，也较少有他人插话，与笔谈有着明显的区别。

燕行使在中国期间，无论在途在馆，常与中国人有笔谈，笔谈的对象既有朝廷显宦与中下层官员，也有普通百姓甚至少年儿童。

本书所选十二例笔谈，所涉内容甚广，而如洪大容《乾净笔谭》、朴思浩《春树清谭》等，则是最典型的笔谈类文献，双方多人围座，推杯换盏，下笔如飞，兴尽醉归。

又如朴趾源《太学留馆录》，是其在热河期间，与尹嘉铨、王民皡等笔谈。其后不久，尹氏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及从祀孔庙，惹怒乾隆帝，后尹氏虽免死，然其著述皆遭销毁，故朴趾源所记尹氏言行，颇为重要。

又如权复仁《麈史》，是在翰林院编修陈沆与内阁中书龚自珍寓所的笔谈，所谈内容对研究龚自珍、魏源诸家学行，亦极具史料价值。

《燕行录中音乐类记述辑录》

在这些笔谈记录中，燕行使总是要有意无意地显露出自己的博学与机敏，无论寻常聊天还是谈玄论道，在双方角逐较劲的过程中，使臣总是将自己记录成占据优势的一方。

又如郑健朝《与礼部尚书万青黎笔谈》，是高宗十年（1873）冬，朝鲜遣冬至兼谢恩使判中枢府事郑健朝等，在馆期间与礼部尚书万青黎笔谈，涉及朝鲜勤政练兵，倭、俄之患，洋人滋扰，法国与越南战事以及中国禁鸦片烟等事。

又如高宗十八年（1881）九月，朝鲜遣领选使金允植等率学徒至天津，金允植《保定省署与北洋大臣李鸿章谈草》，记录其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会谈朝鲜与美国缔结条约事及学徒人员组成等事。当时中国衰微不振，朝鲜已半入日本之口，从这些笔谈也可以看出当时中、朝两国诡幻莫测之危殆局势。

一一、路程记、航路图、地图与其它图画：燕行使的旅游指南与重要情报

燕行使在出使途中，需要类似旅游指南的路程记为其提供沿线山川风景、道路里程与中火宿站等服务。

今所见各种路程记最早的是宣祖五年（隆庆六年　1572）八月，随其伯父进贺使朴淳出使明朝的许震童所撰《朝天录》书后附《赴北京道里馆站》，详列自朝鲜义顺馆至北京沿路各站及路程，为后来诸种路程记之滥觞。

此后关于陆上路程的记录，如郑士信《庚戌朝天日录》、郑世规《燕行日记》等十余书中，均有列载。

而专门记录路程的则有申钦《甲午朝天路程》、南以雄《路程记》、姜柏年《燕行路程记》、柳厚祚《燕行路程记》等。记王京至沈阳路程的，有李浚《沈行日记》等。记热河路程的有柳得恭《热河纪行诗》等。记海上路程的有安璥《驾海朝天录》、尹暄《白沙公航海路程日记》与金德承《天槎大观》等。

《明代朝鲜使臣胶东纪行诗探析》

这些不同的路程记，有的从过鸭绿江记起，只记中国境内道里宿站，有的从汉城记起；有的仅记大站与里程，有的详细记载所过每一村每一店，即沿路山川、花草、古迹、屋制、动植、风俗等，亦小注其下，相当于彼时较为详尽的旅游线路图。一册在手，极是方便。

本书特意选择了许震童、李正臣、金正中、李浚与柳得恭等陆上路程记，金德承、南以雄等所记航海路程记。这些记录分别代表不同时期、不同线路的陆海路程，通过对比可以考知七百年间使臣出使路线的沿袭与更革。

除了文字版的路程记外，燕行使还绘有多种陆路与海上的路程图。

陆路燕行路线图今可见者，如肃宗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一年　1712）谢恩副使闵镇远《燕行录》所附地图七幅，标绘自王都至北京沿途宿站与山水。

《明末朝鲜使臣笔下的山东研究》

又有不明绘者的《燕行图·陆路》与《入燕程途图》等。而海上航行图，则有仁祖二年（天启四年　1624）谢恩兼奏请使李德泂一行所绘《航海朝天图》等，今存多者有图二十五幅，记录巨浪滔天而险象环生的海路恶况。

又仁祖八年（崇祯三年　1630）七月，陈奏使郑斗源一行亦绘有图，共四十五幅，描绘岛屿航道与驿站桥梁，每图后附有该地至下一地之里数，以及州县官吏、城池兵马、风景名胜、民情风俗等，几乎可以说是地图版的另类日记。

燕行使还常常将中国风景名胜与城镇古迹等，也绘成图册，以为纪念。如英祖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五年　1760），随冬至使洪启禧等入中国的画员李必成，绘有《沈馆旧址图》《沈阳馆图帖（文庙图）》《沈阳馆图帖（彝伦堂图）》《山海关图》等。

正祖八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冬出使的进贺谢恩兼冬至副使姜世晃一行，绘有《瀛台奇观帖·瀛台冰戏》、《槎路三奇帖》之《蓟门烟树》《西山》《孤竹城》《姜女庙》等图。

与此同时，燕行使尤其喜欢搜求中国各类城镇、关隘、要塞地图与防御图等。如宣祖二十八年（万历二十三年　1595），以交接行为名深入建州的南部主簿申忠一，其《建州闻见录》中所绘诸图，至今仍是研究建州历史的独家史料。

又肃宗三十年（康熙四十三年　1704）冬出使的冬至使吏曹判书李颐命等，寻访到《关东地图》《山东海防图》《辽蓟关防图》等。他如各类《天下图》《北京全图》《琉球国图》《热河图》等，或购或绘，存有多种，此类图录皆涉中国重要的军事机密，使臣有意求访，得到后秘密携归，邀功王廷。本书对以上各种图录文献也有选录，以供读者参稽。

《老稼斋燕行日记》

一二、余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诸家“燕行录”真伪相杂、讹谬相袭的弊端

综前所述，笔者对本书的编选原则与上千种“燕行录”的概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些“燕行录”是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和东亚历史的重要资料，但不能忽视的是其中也存在着大量主观歪曲、客观失实、前后相袭与有意篡改的情况。

就燕行使所擎往中国的各类表笺奏咨而言，表面看起来词恭语敬，极其恭顺，也一再得到明清帝王的表彰与信任。

《华夷一也：朝鲜士大夫的燕行活动与近代朝鲜世界观的形成》

但这些使臣所自撰诗文中，对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愤怨咒詈、讥刺嘲讽也是最多的；尤其是入清以后，朝鲜君臣以“小中华”自居，视清廷为胡虏，翘首亟盼“胡无百年之运”，冀望其早日亡国。因此，他们笔下的清朝，就是一幅皇帝荒淫、官员贪腐、百姓离心、世风日下的衰世。

燕行使报往国内的状启、别单、闻见事件与手本等，也存在着严重的事实不准、信息混乱等现象。使臣深处馆内，耳闻目见本来不广，又多借闻于译官，传听于序班，多道听途说之言，妄诞虚浮之说。

即所钞撮于《搢绅便览》《邸报》《京报》之类，亦因其多隐疵类，彰其善绩，故不得其实。且使臣采集情报，也往往随意摘录，不加辨别，以此疑似无实之语，以备莫重奏御之资，蒙哄朝廷，虚应故事，其可信度在当时即为人所疑。再加上使臣无意的误解与有意的歪曲，就更远离了真正的史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千余种《燕行录》中，作者以书状官居多，书状官往往将他们进呈的《闻见事件》改编为“私日记”，如改“臣”字为“余”字等，再做润饰，就形成了一部《燕行日记》。

而这些增删过的日记，常常会隐去真事，有意隐瞒。例如万历三十六年（光海即位年　1608）八月，冬至行书状官崔晛等，于返国途中绕道历览千山，其《朝天日录》记载，九月“二十七日辛亥，晴。发鞍山，路遇布政司谢存仁，自广宁回辽东。夕抵海州卫，宿城西刘姓人家”。而其自注称“是日，宿于千山，而副使宿于鞍山，此记不言宿千山者，国禁游观故也”。《闻见事件》之不可尽信，即此可见。

燕行使所撰日记，就其成书状态而言，有的是当时实际记录的草稿，有的如前所述是书状官《闻见事件》改编而成，有的则是返国后无数增添抄撮而成。

《域外汉籍燕行录词汇研究》

相对而言，当时草稿，相对可信；成书时间越久，则可信度越低。诸家《日记》中抄录剽窃的对象，或者是中国方志与名家著述，或者是前辈燕行录，此类抄袭并非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燕行录”文献中，内容重复与抄袭最为严重的是札记。这是因为札记中所记如屋制、衣饰、饮食、风俗、畜牧、花草等，在相对时期内变化本来就不大，很难有新的创造与发现；在中国各地方志中，有大量类似的当地风习特产等的记录，可以摘抄与改写；而使臣无论在道在馆，都是走马观花，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做细致的观察，只好人云亦云，大量抄袭前代使臣的记录。

因此，札记部分的条目，往往是多重抄袭，来源复杂，利用这些资料，一定要做好追根溯源、考辨纠谬的工作。

燕行使与中国士人间的问答与笔谈，是面对面的谈话记录，按理应该是据实直书可以信据的，但是也不尽然。

使臣在与中国人谈话时，往往先设主题，再引诱对方入其彀中，如最常见的关于衣冠文物的谈话，通过与谈人对使臣所著衣冠的评价，来体现朝鲜做为文物之国的自豪；在与中国人辩论某一问题，如关于程朱与陆王之学的优劣等时，最后的结果几乎全是使臣不仅保有面子，而且占得胜机，中国人要么愤愤离去，要么俯首称赞；大部分的笔谈是使臣在事后追记，并非完全的现场原始记录，又往往会夸大自己的博学与雄辩。因此，对问答与笔谈资料，也需要谨慎地加以利用。

《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研究》

对于“燕行录”记载失实与虚夸的现象，当时使臣也多有认识。除朴齐家、朴趾源这样清醒的学者外，如宪宗十年（道光二十四年　1844）冬，随其兄冬至兼谢恩奏请行书状官兼司宪府掌令尹穳出使清朝的尹程，在其《西行录》中论诸家《燕行日记》曰：

凡作寻常文字者，或有构空楼阁，忽开异境；或遇物兴比，颠倒纵横；或据实添附，条理巧繁。至于记闻录见等文，亦不无疪谎。文势豪放，不觉失实；笔端裁婉，已多反真。此固大欠。

余略见燕行日记，每有此失，或指无曰有，或以虚谓实。论十武之近，而必曰百步之远；言一丈之高，而必曰十寻之峻。此乌在其见所见、闻所闻之意哉！盖记其事录其状者，至极大极壮处，能尽其形说其真，然后方可，若已失实于不失实处，其添附增虚，不过微细，则是失实中最甚，而不知夸壮者也。

又哲宗十一年（咸丰十年　1860）冬，冬至兼谢恩使判中枢府事申锡愚，曾有《十七日午炊沙河所宿宁远城行中人多说异闻戏题》诗曰：“一梦春纷世乱秋，听钟扪烛日边游。出关又志齐东语，姓甚英雄打某州。”

申氏自注曰：“传说概云盗发东北，打破城池。盗名地名，都不得其详。使行之入燕，《闻见录》皆此类也，诚可笑也。”

《朝鲜时代文献所见笔谈资料汇编》

因此，在今日利用千余种“燕行录”史料时，对这些“他山之石”，必须前后追索，纵横比对，旁征博采，仔细辨析，黜虚求实，去伪存真，才是正确而且必须的研究与利用方式。

本书中所选择的诗文，已经做了大量的甄别辨伪与考校纠谬的工作，但也有诸多疏失不当之处，读者诸君审慎观览而正讹纠谬，则是所愿矣！

后 记

我在2007—2008年的两年里，受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邀聘，在该校任全职教授。课余多暇，就以研读林基中教授所纂《燕行录全集》为乐事，当时就有编一部《燕行录》诗文选集的想法，遇到自己喜欢的诗文，就陆续输入计算机。

《清学札记》

回国之后，一方面专力于《燕行录千种解题》的撰写，另一方面课务为急，又杂事猬集，难以静心积虑地思考以什么原则与什么体例来编纂这部诗文选。

但在对上千种《燕行录》反反复复、颠来倒去翻检过程中，选择出来的诗文，时日越久，所积愈多，形成了近百万字的文档稿。

2021年，《解题》经过十余年煎熬终于出版，这才稍有喘息，回过头来整理这些诗文资料，琢磨如何编选才能既体现《燕行录》特色，又能受到读者的青睐，这样移来挪去、增添删裁的折腾，瞬间就又两年过去了。

2023年初春，在北京书展上有缘与江西教育出版社陈骥主任结识，在闲聊中提到我在编《燕行录》诗文选，陈主任很感兴趣，表示如果能把书稿给他们，正好与社里目前出版的有关古代日本、朝鲜、琉球等地诗文选相配，形成一套小丛书系列，并承诺一定把书保质保量地尽早印出来。

我被他的诚意和好意打动，就抓紧了书稿的编纂工作，断断续续又过了一年，才最终完稿，算是满足了十余年前的愿望。

全书在编选过程中，中国农业博物馆古农书专项工作办公室助理研究员赵瑶瑶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杜以恒博士，首都师范大学讲师周昕晖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博雅博士后高树伟、杨胜祥、陈腾，博士生叶天成、薛林浩、许俊炜、崔朱爀、雷天将、杨阳、黄世一，硕士生曾程、于涵煦、吕伊、亢冰冰，本科生苏泽琦，或协助查找资料，或参与书稿的核校。

江西教育出版社陈骥主任是这部书稿的激活者，责任编辑方超付出了大量的辛劳。

本书所附《航海朝天图》等，得到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慷慨授权。在此向以上为本书做出贡献的各位同道同学，特表达我诚挚的感谢！

乙巳（2025）初冬漆永祥匆书于京北紫石斋中

《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漆永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作者简介

漆永祥，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史、清代考据学、东亚学术与文化交流研究，以及大中小学语文教育与高考等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撰著有《乾嘉考据学研究》《清学札记》《燕行录千种解题》《〈汉学师承记〉笺释》《五更盘道》等二十余种，主编教材《大学国文》《北大中文系第一课》等，发表学术论文并散文、杂文、诗歌等二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