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9年冬天,开封城发生了一件事。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衙门小吏,用几颗蜡丸、一匹驿马、一张假圣旨,在一夜之间杀光了河南行省所有高官。
然后他给自己封了个河南都元帅,收缴了全省所有衙门的大印,自己佩戴调兵虎符,封锁街道和黄河渡口,还回老家祭了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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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五天,整个河南省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这像是爽文小说里的剧情,却是《元史》白纸黑字记下来的真人真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中国历史上最荒诞、最血腥的政变!
事件的主角叫范孟,河南杞县人。最早在中央御史台做“内台知班”,其实就是朝会上负责排班站位的小吏。后来调到河南行省当“掾史”,也就是省衙门的文书,负责跑腿、抄文件、处理杂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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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吏并不是官。没有品级,也没有编制,干一辈子都转不了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没有编制的临时工。
范孟家境贫寒,性格又孤傲,不太会来事儿,不擅长跟同僚应酬交际。衙门里的人都嘲笑他,说他“不办事”——意思是这人不会来事,上不了台面。
他长期当候补,转不了正。因为心里憋屈,就在省衙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袖里屠龙斩蛟手,埋没青锋二十春。”
翻译过来就是:你们都说我不会办事,可这天下真正会办事的有几个?我手里藏着屠龙斩蛟的本事,却被埋没了整整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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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在省政府墙上,明晃晃挂了好些天。蒙古上司们汉字都认不全,压根看不懂。汉人同僚们忙着排挤他,也没人举报。
后来一位从中央来的御史,跟范孟有旧交,替他说话了,他终于补上了掾史的缺。可是,转正了却不给他发工资。
范孟彻底怒了。他说了一句话:“我必杀若辈(我一定要杀了这帮人)。”
换做别人,可能也就是说说狠话,但是范孟不是,他真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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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年,元顺帝至元五年,冬至。
在元朝,冬至是大节,高官们全在家里摆酒宴饮,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防备几乎为零。
这一天范孟正好轮值,在省衙值班。而他早就联络好了霍八失等四个人。
他们的计划简单粗暴:霍八失等人把黄蜡做成弹丸模样,冒充朝廷密旨的信物,骑着驿马趁夜色冲进省衙。范孟在里面做内应,配合接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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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行省所有高官一个一个叫进来听圣旨。
第一个被叫去的是平章月鲁不花——河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然后是左丞劫烈、理问金刚奴、郎中完者秃黑的儿、都事拜住、总管撒思麻、监司秃满、万户完者不花……
这些官员听说朝廷钦差来了,手里还有圣旨,哪里还敢怠慢?他们赶紧跑到省堂,跪下听旨。结果刚跪下,后面就上来一个人,手持铁骨朵(一种类似铁锤的兵器)照着后脑勺就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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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杀完一个,叫下一个。下一个来了,跪下,再锤。就这么流水线作业,一夜之间,河南行省的高级官员几乎被屠戮殆尽。
尸体全被拖到省衙后园扔着。
这期间,范孟还干了一件事:他把已经退休的廉访使段惟德叫来,胁迫他出来主持行省事务,当傀儡。段惟德一个退休老头,只有听话的份儿。
一夜之间,河南行省领导班子团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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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完人,范孟假传圣旨自封“河南都元帅”,也就是河南省最高军事长官。
然后收缴了全省大小衙门的所有印信,自己佩戴上平章的发兵虎符,调兵封锁了汴梁城的大街小巷,又封闭了黄河渡口,切断南北交通。
整个河南行省,一夜之间换了主人。
最离谱的是,整个省城的文武百官,居然就这么顺从了。
所有人默认“圣旨至高无上”。范孟本人就是省台老吏,衙门里人人都认识他。行省主官全被杀光了,行政中枢瞬间真空,中层官吏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关键原因:行御史台的监察御史按惯例九月出巡、次年二月返回。叛乱发生在冬至前后,正好是监察空档期,以至于没人及时察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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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孟还干了两件特别张扬的事。
一件是在行省衙门里祭祖,另一件是跑回杞县老家去上坟——相当于衣锦还乡了。河南的“土皇帝”回老家祭祖,那场面可想而知。
他还把各衙门里不肯归附的正官、首领官,押到街市上公开斩首。杀一儆百,无人敢反抗。
就这样,范孟在河南当了整整五天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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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里,整个河南省军政系统瘫痪,朝廷居然毫不知情。黄河渡口一封,消息传不出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如果不是后来出了那个意外,范孟说不定还能多当几天。
范孟手下有个叫冯二舍的人,被他任命为“省宣使”,相当于省政府的联络员。
冯二舍一直想见见“朝廷来的官员”,就是那几个伪装钦差的同伙。他大概是想攀附一下中央来的人,给自己铺铺路。
有一次他就跟范孟提了这个请求,想让范孟引荐一下。
结果那天范孟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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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喝多,嘴就没把门的。范孟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什么朝廷来的官员?我就是啊。”
冯二舍这才明白,全是假的。
他偷偷找到省都镇抚(省里负责军事治安的官员),两人商量过后,有了对策:关闭省衙大门,外面的人动手。
范孟那天正好外出,不在省衙里。外面的人趁机动手,把范孟杀了。然后把他的首级扔进省衙里,里面的人一看——哦,范孟死了,这才相信事变已经结束。
至于同伙霍八失等人,他们一看范孟死了,赶紧跑,躲进了城里的一片竹园里。但没躲多久,全被搜出来扑杀了。
一场惊天动地的政变,就因为一句醉话,五天就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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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得提一个人:归旸。
范孟叛乱时,百官俯首听命,归旸是唯一不服的人。
他是汴梁儒学提举,一个管教育的文官。范孟让他去守黄河口。归旸拒绝了。范孟就把他关进大牢。
两人之间有这样一番对话:
范孟说:“朝廷认为月鲁不花这些人有罪,才另外选人任用,归先生不愿意做官吗?”
归旸说:“有母在堂,不愿也。”
范孟说:“归先生不怕死吗?”
归旸说:“死生有命。”
叛乱失败后,归旸出狱。这件事之后,他天下闻名,《元史》专门给他立了传。
对比一下绝大多数俯首听命的官僚——有人被范孟征召,不敢拒绝,被时人讥讽。有人趁着夜色缒城逃出。只有归旸,一个文教官员,没兵没权,硬是站着把牢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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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件事最值得琢磨的,不是范孟有多疯狂,而是……他凭什么能成功呢?
一个底层办事员,带着四个同伙,拿着蜡做的假信物,就能冲进一省最高衙门,把所有高官杀光,然后接管整个省的军政大权。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啊!
但偏偏范孟就是这么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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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藏着元朝制度的三个致命漏洞。
第一个漏洞,是元朝的“官-吏隔绝”体制。
前面说了,元朝的“官”和“吏”是两个完全隔绝的阶层。官是贵族,吏是干活的。吏干得再好,也几乎没有升成官的可能。
这就造成了一个荒诞的局面:衙门里实际干活、懂业务、熟悉流程的,全是吏;但坐在上面发号施令、拿高薪的,是一群可能连文书都看不懂的蒙古色目贵族官。
不只是范孟,是整个元朝的吏阶层都这样。大量有能力的人被困死在底层,上升无门,俸禄还经常被拖欠克扣。这种制度性的绝望,积压到一定程度,迟早要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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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漏洞,是元朝地方“认圣旨不认人”的绝对服从传统。
元朝的地方官对朝廷圣旨和钦差,有一种近乎条件反射的绝对服从。只要有人号称持诏而来,地方高官就无条件跪接,根本没有一套核验使者身份、验证圣旨真伪的流程。
几个人自称“奉旨办事”,省长就跪下了。只能说,这是制度本身的口子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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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漏洞,是当时朝政的整体腐败。
1339年是元顺帝初年,丞相伯颜专权的时代。朝政腐败,财政恶化,地方上的俸禄经常不能足额发放,不发俸禄是常态。衙门里升迁靠人情、靠举荐,就是不靠才干。
一个系统烂到根上的时候,出什么怪事都不奇怪。
范孟事件之后,元廷震怒,河南行省大量官吏被株连,牵连者数以千百计。
整个河南行省官僚体系几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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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年范孟之乱,距离1351年红巾军大起义,只有12年。
河南是中原腹地,南北交通枢纽。范孟对河南军政系统的毁灭性打击,让这个行省的行政力量被严重削弱。
12年后,刘福通在颍州起兵。韩山童、刘福通、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徐寿辉——农民起义的烈火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一片区域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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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起义军的发源地,全部指向同一个地方:河南江北行省。
有人说,范孟之乱就像一只蝴蝶在开封城扇了一下翅膀。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所有人演示了一个事实:这个看似庞大的帝国,其实是个草台班子。
造反,没那么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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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孟当然不是英雄,但也不是简单的疯子。他是元代官僚机器挤压出来的悲剧人物,在贫穷与屈辱之下,用一场近乎闹剧的方式报复了整个系统。
他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他要的就是出一口恶气,当几天人上人。
所以他成功之后会跑回老家祭祖,会大肆杀戮不肯归附的官员,会喝多了吹牛说“我便是朝廷官”。他骨子里还是那个被嘲笑了二十年的底层小吏,一旦掌握了权力,第一件事就是炫耀和报复。
这才是这个人物最真实、也是最可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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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范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你觉得,范孟这件事,是个人疯了,还是那个时代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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