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9年4月1日，北平，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与中共代表接触，摆在桌面上的，是一份“和平解决国内战争”的方案。真正决定谈判走向的，却不是几句外交辞令，而是长江以北已经发生的战场变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损失惨重。南京方面明白，继续在北方决战已无胜算，于是把希望寄托在长江天险上。所谓“划江而治”，并非一份正式、完整的国际条约，而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和外部观察者对其政治军事设想的概括。
这个设想的核心很直接：以长江为界，保住江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再利用谈判争取整军、补充兵员和调整部署的时间。战争打不赢，便把战场压缩到有利地形；眼前守不住，便等待局势出现转机。
蒋介石虽然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但他并没有真正退出政治核心。作为国民党总裁，他仍掌握党内重要人事和军事资源，尤其在军队系统中影响很深。
对蒋介石来说，和谈首先是一种缓兵之计。他不会轻易接受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更不可能真心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政治条件。谈判拖得越久，南京方面就越有机会整顿残部、扩充部队，并把上海等地经营成新的防御中心。
上海防务的强化，正说明蒋介石并没有把和平谈判当作唯一道路。与此同时，台湾也被纳入退守和重建的考虑之中。明面上谈和平，暗地里留退路，这种两手准备，正是南京方面当时的真实状态。
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算盘则有所不同。桂系已经看出国民党大势难挽，但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保存桂系军政力量。白崇禧长期经营华中，李宗仁又是代理总统，两人都不愿意把手中的地盘和部队一次性交出去。
桂系推动和谈，既有避免立即决战的考虑，也有争取地方实力的意图。桂系代表刘仲容曾赴北平与毛泽东接触，双方围绕局势和条件交换意见。中共方面没有接受以长江为界的方案，但并不等于不给国民党军政人员留下出路。
毛泽东曾表示，李宗仁、白崇禧如果愿意站到人民一边，可以保留一定的工作和军队安排；即便暂时退守广西，只要不再进攻，也可以通过政治方式解决问题。这种安排的前提，是停止内战、接受改造，而不是保留一个与新政权长期对峙的半壁江山。
有意思的是，桂系并没有立即接受这条路。李宗仁、白崇禧仍希望凭借长江和华中兵力支撑一阵，甚至期待外部力量改变战局。可战场形势不会因为谈判桌上的盘算而停下来，渡江作战一旦启动，桂系的回旋余地便迅速缩小。
美国的态度，也不能简单概括为“支持划江而治”。三大战役前，美国长期误判中国战局，既不相信共产党能够迅速统一全国，也不愿继续无限度承担蒋介石政府的战争成本。到1949年初，华盛顿越来越清楚，蒋介石本人已经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沉重负担。
因此，美国一度寄希望于李宗仁等人出面，试图把南京政府改造成一个较能维持秩序、又不至于彻底倒台的政权。美国想保住的，主要是自身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不意味着它愿意为“两个中国”直接出兵。
对美国而言，和谈至少可以暂时阻止战事扩大，避免美国被拖入新的战争；若国民党能够守住江南，则可继续作为反共力量存在。即使无法恢复原有局面，也能留下一个政治支点。这种政策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却建立在对国民党军队战斗力和民心基础的严重误判上。
苏联的态度更为复杂。1949年前后，苏联既不愿看到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也担心战争扩大为东西方冲突。斯大林曾通过来电等方式提醒中共注意美国可能干涉的风险，这种考虑确实影响了当时的战略讨论。
但把苏联简单说成公开要求中共接受“划江而治”，并不准确。苏联希望避免局势失控，却没有能力替中国共产党决定战争何时停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终坚持渡江，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目标是结束国民党统治、完成全国范围的政权重建，而不是把长江变成新的国界。
换句话说，蒋介石想借谈判争时间，桂系想保住实力，美国想保留支点，苏联则更在意战争是否引发大国直接冲突。四方都在计算，却没有谁真正掌握中国战场的主动权。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随之崩溃。
长江没有成为南北分治的界线，谈判也没有替南京政府换来重新整军的时间。此后，战争的方向已不再取决于几方的设想，而由迅速变化的军事和政治现实直接作出裁决。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