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7年9月，陕北神泉堡，苏井观、黄树则奉命向毛主席汇报转运伤员的情况。窑洞门口，毛主席手里还拿着书。谈话本来围绕战地救护展开，苏井观却带来了另一个请求：想离开卫生战线，改做政治工作。
这个念头并非一时兴起。
1947年春，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转战陕北。西北战场环境极其艰苦，大批伤员需要从黄河西岸转移到晋西北。苏井观担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亲自到黄河沿岸组织抢运，连续数日几乎没有合眼，终于在敌军逼近前完成任务。
毛主席了解这件事，曾评价苏井观长于协调和团结。可在苏井观看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部队急需政治干部，卫生工作又繁重琐碎，自己似乎更适合到新的岗位上承担任务。
那天，他先向周恩来汇报过想法，周恩来没有同意。到了毛主席面前，苏井观还是把请求说了出来。毛主席没有立即批评，而是先问：“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找周恩来同志说过？”
苏井观回答：“说了，可周副主席不同意。”
毛主席听后笑道：“既然如此，那我批准你60年以后再改行。”
一句话，既幽默，又把态度说得明明白白。苏井观明白，毛主席不是只想把他留在原岗位，而是认为卫生工作本身就是战争和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环。
毛主席随后谈到，战争进展比预想中更快，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眼前是部队救护，将来则是全国卫生建设。中国地域广大，疾病种类多，农村卫生条件落后，群众中还存在不少烧香求医的现象。全国解放后，谁来建立医疗机构，谁来培养医务人员，谁来改变落后的卫生观念？
这些问题，不能等到胜利以后再临时考虑。
苏井观42岁。毛主席又问起他的年龄，接着说，既然42岁，再干60年也不算晚。话虽带着玩笑，分量却很重：革命工作不能只看个人兴趣，更要看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有意思的是，苏井观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早在抗战时期，毛主席就反复强调，部队不仅需要拿枪的人，也需要为部队服务的医务人员。1938年，北平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黄树则来到延安，进入八路军第二后方医院工作，后来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主任，正是在这种认识下走上了卫生战线。
1940年11月12日，中国医科大学举行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活动。毛主席原本只是准备去看望在附近休养的续范亭，经过礼堂时被师生请进去讲话。他谈到医生的责任，概括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还提醒医务人员，技术不过硬，热心反而可能办坏事。
他用木船和轮船作比喻：坐木船时，人们会把安全寄托在龙王爷身上；有了轮船，就应该靠科学和技术。轮船造不出来，龙王爷自然还会“欺负人”。这番话，针对的是迷信，强调的却是医务工作者必须掌握真本领。
白求恩去世后，延安医务人员受到很大震动。毛主席在讲话中说，真正为革命事业操劳的人，即使累倒，也有其价值；而像希特勒那样给世界带来灾难的人，死亡反而会受到人民的欢迎。他把这种区别讲得通俗，台下的人听得懂，也记得住。
黄树则后来回忆，1942年夏，他经傅连暲介绍见到毛主席。谈话没有空洞训示，毛主席先问籍贯、学校和入党情况，随后谈到治疗疖肿的热敷方法，认为有些问题既然需要解决，不妨设法促使它尽快成熟、尽快处理。
谈到中医和西医，毛主席的意思同样清楚：两者要交朋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延安要摸清当地老中医的情况，不能把传统经验一概排斥，也不能放弃现代医学的训练。这样的安排，既是现实需要，也关系到未来医疗体系的基础。
转战陕北时，毛主席和周恩来还交代随军医务人员，部队每到一处，先给老乡看病。梁家岔的一户人家，男主人带着患急性肠炎的妻子找到黄树则，门外却有个孩子抱着山羊哭泣。敌军逼近，家里准备杀羊，孩子舍不得。
孩子怯生生地问：“你们今天走吗？”
黄树则回答：“你放心，我们和毛主席都不会走。”
当晚，沙家店战役打响。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六千余人，陕北战局由此出现转折。胜利消息传来，那只羊保住了。对村民而言，医疗、军队和安全并不是三件分开的事，而是同一支队伍带来的实际保障。
苏井观最终没有改行。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参与卫生行政和医疗事业建设。毛主席那句“60年后再改行”，并非单纯的玩笑，而是把一个人的犹豫，放进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大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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