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日,西安城内枪声骤起,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倒在了卫戍部门附近。此时的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送往南京,东北军失去了最高统帅,也失去了能够压住内部矛盾的人物。
这场变故并非普通的军中冲突。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对于是否继续坚持抗日、是否接受中央改编,意见分裂严重。少壮派军官孙铭九等人认为王以哲对南京方面过于妥协,最终将其杀害。王以哲时任东北军第67军军长,素有才干,遇害时年仅四十岁左右。
王以哲之死,直接撕开了东北军内部的裂口。张学良被扣留后,蒋介石以整顿军队、恢复秩序为名,逐步拆分东北军的建制。原本由奉系旧部组成的庞大军事集团,开始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各部,番号还在,旧日的独立性却已经消失。
东北军的结局,不能只用“被收编”三个字概括。它的将领们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人继续抗战,有人随国民党赴台,也有人转向中国共产党。相同的出身,并没有带来相同的人生终点。
于学忠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张学良主政东北时,他担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改编之后,于学忠出任国民革命军第51军军长,先后参加津浦路南段作战、淮河作战、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
台儿庄战役发生在1938年3月至4月,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重要胜利。于学忠所部虽然不是中央军嫡系,却在正面战场长期作战,部队伤亡很大。不得不说,他是东北军将领中坚持抗战时间较长、战场表现较为突出的代表。
抗战后,于学忠没有随蒋介石前往台湾,而是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马占山的道路更早出现转折。1931年11月,日军进犯黑龙江,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在江桥地区组织抵抗。江桥抗战持续时间不长,却打破了日军占领东北后一路推进的局面,成为全国抗日舆论关注的事件。
马占山并非始终处在同一阵营。东北沦陷后,他曾一度接受伪满方面安排,随后又重新举兵抗日。抗战后期,他长期在重庆活动。1949年,他接受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安排,留在北平。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因病逝世,终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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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福麟则选择了另一条路。作为东北军骨干,他曾任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改编后担任第53军军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在平汉铁路沿线作战,参加豫北、豫东以及武汉会战。
不过,万福麟与于学忠的战后选择不同。解放战争后期,他前往台湾,1951年7月在台中病逝,终年71岁。昔日同属东北军的旧部,此时已经分处海峡两岸。
东北军中也有人较早接触共产党,并在抗战中完成了身份转变。吕正操原是东北军军官,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率部在冀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万毅同样出身东北军。西安事变前后,他曾在张学良身边任职,后来加入共产党,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与那些被动等待改编的旧部相比,吕正操、万毅等人选择了主动寻找新的政治归属。
还有一些东北军将领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张学思是张学良的胞弟,早年也在东北军系统任职,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人民军队建设。1949年,张学思因飞机失事遇难,未能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
从王以哲在西安遇害,到于学忠留在大陆、万福麟赴台,再到吕正操和万毅转入人民军队,东北军的分化其实早已超出一支军队的兴衰。它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旧军阀部队在民族战争、政治改编与政权更替之间,究竟该把力量交给谁。
张学良被软禁后,这支军队没有整体保留下来。它的番号被拆散,部队被重新编组,将领各奔东西;但东北军官兵的经历,仍以不同方式嵌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军事建设的历史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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