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1年初，广西玉林一间临时药品作坊里，64岁的陈善文正对着几只药锅反复调配。几个月前，他还是监狱中的死刑犯；此刻，却被允许试制跌打创伤药。改变他命运的，不是求情，也不是关系，而是藏在脑海里多年的两张药方。
这场转折，得从广西剿匪说起。1949年11月至12月，广西战役展开，人民解放军歼灭桂系主力。桂系残部、地方武装和部分地主武装逃入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明山等地，凭借熟悉地形和旧有关系，继续袭扰基层政权。
当时广西匪患规模很大。许多股匪拥有枪支、电台和国民党方面授予的番号，有的还派人担任指挥。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来说，这些武装不仅抢劫杀人，还破坏征粮、交通和基层组织，剿匪因此不能只看作普通治安行动。
广西军区曾由李天佑负责军事指挥。由于部队调动频繁，兵力一度不足，抓到的匪徒又因审判和处置衔接不畅，出现关押后释放、释放后重新上山的情况。局面很快恶化。后来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参与主持，并增调陈明仁率领的第21兵团入桂，剿匪力量得到加强。
有意思的是，陈明仁与李天佑曾在四平战役中分属攻守两方，此时却在广西共同处理匪患。随着政策调整，对匪首、惯匪和手上有血债者依法严惩，广西剿匪逐步扭转局面。到1951年前后，大规模匪患基本被压下去，许多隐藏在山林中的头目相继落网。
陈善文便在这一时期被捕。
他1887年出生于玉林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不喜欢读书，转而学习南拳。一次亲族遭土匪绑架，他带人设伏救出被押走的老人，自己却摔断了手臂。老人赖氏精通跌打医术，为他正骨疗伤。伤愈之后，陈善文提出拜师。
这次意外，改变了他的一生。赖氏把驳骨术以及云香精、正骨水等配制方法传给了他。陈善文跟随师傅行医多年，后来又到广东投身粤军，担任军医，并曾到广州接受军医方面的学习。传统医术与所学西医知识结合后，他对原有药方作了改进。
北伐结束后，陈善文回到玉林开设诊所。凭借治疗跌打损伤的本领，他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1930年代，桂系军队请他担任少校军医。军医职位并没有带来多少权力，但他的药物确实对刀枪伤、跌打伤有较好疗效，军中口碑越来越响。
后来，一名玉林陈姓商人与他合作，在玉林、桂林一带生产药品。药方经过调整，产品销路扩大，陈善文也由民间医生变成了颇有资产的药商，并获得国民党地方方面的政治身份。多年追求的名利，他似乎都已经得到。
然而，财富和身份没有让他避开时代巨变。1949年广西战役后，他担心新政权清算自己，又受到桂系残部影响，带着财物和人员上山，被委任为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七支队副司令，主要负责后勤。一个行医制药的人，就这样成了山林武装的头目。
这条路并没有走远。股匪被解放军围剿后，陈善文逃到渡口时被捕。按照当时的处理政策，他作为匪首，经过审判很可能被判处死刑。被关进死囚牢房后，他明白，过去积攒的钱财、名声和所谓官职，都无法替自己挡住枪口。
转机出现在政策甄别之中。对于没有直接血债、能够认罪悔过并有专门技能的人，相关部门并非一律处死。陈善文抓住机会，向监狱提出愿意交出药方，并请求试制药品。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1950年11月至12月的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继续作战，前线伤员增加，消炎药、创伤药和抗感染药品十分紧缺。药品封锁、运输困难和工业基础薄弱，使许多常用药物难以及时供应。
监狱方面核实情况后，安排场地和药材，让陈善文负责试制。药品经过试用，确认具有一定疗效，随后由地方组织生产，并供应前线医院和社会医疗机构。它不可能替代青霉素等现代抗菌药，但在药品短缺的条件下，对处理跌打伤、刀枪伤和外伤感染，确实起到了补充作用。
陈善文也因这一表现获得减刑。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又改为有期徒刑，并获准监外执行。1956年刑满后，他继续在玉林制药相关单位工作，担任技术负责人和生产副厂长，直到1971年退休。
那张救命药方，最初来自一次民间救治，后来经过军医经历和长期改良，最终进入了新中国早期的药品生产体系。陈善文的人生，也在广西剿匪和抗美援朝这两段历史交汇处，留下了一个颇为特殊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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