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杭州滨江承接基建项目的老板们,无人不晓那句令人胆寒的行业铁律——招标不过江。
钱塘江南岸的土方开挖、渣土运输等工程资源,外地企业几乎毫无插足可能;本地同行若试图竞标抢活,轻则被围堵滋扰,重则遭暴力驱逐。主导这一切的,正是虞关荣。
他盘踞滨江十余年,横行无忌却始终未受有效制约,直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如惊雷炸响,这张纵横交织、深植权力肌理的黑色利益网络才被彻底掀开、连根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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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手套白狼
虞关荣早年已有刑事犯罪记录,1997年刑满释放后非但未收敛收手,反而将目光牢牢锁定在城市快速扩张中蕴藏的巨大利益上。
彼时滨江正迎来大规模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浪潮,拆迁清运、混凝土浇筑、地基处理等环节需求激增,相关产业链迅速升温,利润空间极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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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迅速集结一批有劣迹背景的社会人员及无业游民,以暴力为工具强行破局,凡阻碍其牟利路径者,均遭恐吓、殴打乃至毁损设备等手段打压。
首当其冲的是预拌混凝土供应市场。他通过胁迫、断供、恶意压价等方式排挤竞争者,短短数月便垄断滨江区绝大多数搅拌站出货渠道,将区域混凝土定价权牢牢攥于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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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浙江省物价局接到多起关于价格操纵的实名举报,派出调查组赴滨江核查。面对执法检查,虞关荣非但拒不配合,反而组织四十余人,驾驶十余辆工程车与厢式货车,长时间围堵滨江区政府大门,对现场工作人员高声辱骂、推搡阻挠,公然实施行政干扰。
如此恶劣行径本应立即立案严查,但时任滨江公安分局局长朱伟静听取汇报后既未启动侦查程序,亦未向上级报备,最终使该事件悄然平息、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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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过后,虞关荣气焰愈发嚣张,坊间传言四起:“此人身后有靠山,动不得。”
转战土石方工程领域后,他的控制手段更加严密,“招标不过江”不再是一句调侃,而成为业内默认的硬性门槛——所有位于钱塘江以南的政府类、国企类建设项目,招投标流程早已被其暗中操控,中标结果几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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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彩虹快速路滨江段启动建设,由中央直属建筑央企承建。虞关荣强行介入土方分包,单方报价高达每立方米近百元,远超当时市场均价65元。若有施工方拒绝合作,其手下便频繁上门滋事,砸毁办公设施、喷涂恐吓标语、切断水电供应,甚至围堵项目部大门长达数日。
凭借持续不断的非法施压,他逐步将滨江全域的市政基础工程、道路桥梁、地下管网等核心建设板块悉数纳入掌控范围,形成事实上的独家经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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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稳固之后,他注册成立多家具备资质的市政工程公司,将黑社会性质组织披上合法外衣,走上“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畸形发展路径。
这些公司极少实际参与施工,而是依靠其特殊影响力干预招投标全过程:提前获取标书参数、泄露评标专家名单、操控围标串标链条,确保自家公司稳稳中标;中标后再层层转包、坐收高额管理费与差价收益,全程无需投入人力物力,纯靠权力寻租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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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外来施工企业若想进入滨江市场,必须向其缴纳所谓“入场协调费”“安全维稳保证金”,否则不仅难以中标,即便侥幸开工,也会遭遇频繁投诉、突击检查、恶意举报甚至工地被人为纵火、机械遭蓄意破坏等极端情况。
据司法机关后续查明,仅2008至2018年间,虞关荣实际控制或深度干预的工程项目达34个,累计涉案金额达39.7亿元,严重扰乱区域公平竞争秩序,致使大量守法企业被迫退出或长期处于生存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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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撑伞”
虞关荣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肆意妄为,绝非仅凭一己之力或团伙暴力,真正支撑其称霸多年的,是一张覆盖广泛、层级分明、渗透深入的公权力庇护网。
为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他精心设计多种隐蔽输送方式:日常以“顾问费”“节日慰问金”名义赠送大额现金;逢年过节安排专人登门奉送高档烟酒、奢侈品购物卡;组织赴港澳及东南亚地区开展所谓“商务考察”,实则借境外赌场洗钱行贿,单次赌资常达数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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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从街道基层干部到区级职能部门负责人,从一线执法人员到关键审批岗位,数十名公职人员陆续沦为他的“内线”与“耳目”,为其通风报信、规避监管、消弭风险。
最令人震惊的是2012年虞父丧礼期间,滨江区公安系统多名领导干部身着全套制式警服出席悼念活动,集体列队致哀,公开为其背书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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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动无异于向社会释放强烈信号:虞关荣已打通黑白两界,既有江湖势力撑腰,更有体制内力量托底。
自此之后,当地群众报案反映其团伙违法行为,往往被敷衍推诿;执法部门接到线索也习惯性降格处理;工程项目招标更是形同虚设,一路绿灯放行,毫无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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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保护伞网络囊括杭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滨江区政法委书记、公安分局原局长,以及城管、发改、住建、财政等多个重点部门主要负责人。
经纪检监察机关深挖彻查,共查实26名公职人员充当其“保护伞”,涉及执法办案、项目审批、资金拨付、市场监管等全部关键节点,构成一套闭环式腐败协作体系,成为其黑恶势力赖以生存的“制度性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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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落法网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18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铺开,高压态势席卷各地,虞关荣及其团伙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
依据群众反复举报提供的数十条关键线索,浙江省公安厅将其列为重点督办对象,迅速启动专案侦办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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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该案牵涉面广、关系盘根错节、地方阻力巨大,省级层面果断决策实行异地管辖,指定金华市公安局牵头组建跨区域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开展秘密侦查。
办案团队克服重重困难,足迹遍及浙江十余个县市区,走访受害企业逾百家、一线工人及周边居民上千人次,调取银行流水、通话记录、招投标档案等电子证据数万条,逐步还原出该组织长达十余年的犯罪轨迹与利益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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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在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金华、杭州两地警方联合出动警力逾三百名,分赴多地同步收网,虞关荣等33名骨干成员悉数落网,涉案资产被依法查封冻结。
与此同时,浙江省纪委监委同步成立专班,顺藤摸瓜、循线深挖,对背后“关系网”“保护伞”展开立体化审查调查,26名违纪违法公职人员逐一被立案查处,无一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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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下属基层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集中宣判:主犯虞关荣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等十余项罪名成立,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3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
同日,26名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亦被依法判刑,刑期从十四年至两年不等,全部受到党纪政务双重处分,其中多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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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专项行动不仅一举摧毁了一个盘踞滨江十年之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彻底斩断其赖以生存的腐败供养链,从根本上终结了“招标不过江”这一扭曲市场的潜规则,重塑了公平透明、依法有序的工程建设生态。
此案昭示一条铁律:无论黑恶势力如何壮大,背后靠山如何显赫,只要触碰法律红线,终将难逃正义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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