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夏天，上海。曾任蒋经国旧部的贾亦斌，接待了一位从台湾秘密来访的客人。对方没有寒暄太久，直接问道：“大陆有没有和谈诚意？”贾亦斌回答得很干脆：“有诚意。关键是经国先生有没有诚意。”
这场谈话后来被贾亦斌多次提及，也成为许多人讨论蒋经国晚年政治选择的一条线索。不过，线索终究不是结论。关于蒋经国是否已经准备派出代表与大陆正式谈判，现有公开材料并不完整，很多细节来自当事人回忆，不能简单当作已经发生的确定事实。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关系，起点在1946年。那时贾亦斌毕业于陆军大学，被安排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工作，后来得到蒋经国赏识，留在其身边任职。两人既是上下级，也有私人交往。贾亦斌结婚时，蒋经国还曾为其证婚，这段关系并非普通同僚可比。
有意思的是，关系越深，分歧有时也越尖锐。后来在“铁血救国会”和上海整肃行动等问题上，贾亦斌与蒋经国逐渐产生不同看法。贾亦斌曾说，蒋经国要对父亲尽孝，而自己更看重民族和人民的选择。
1949年3月，贾亦斌率部在浙江嘉兴起义。关于起义部队人数、战斗经过以及国民党方面调兵规模，不同资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这次行动对蒋氏父子造成的冲击确实不小。贾亦斌原本是蒋经国信任的人，所带部队又有青年军背景，他的转向自然被视为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打击。
起义部队后来遭到围攻，贾亦斌负伤昏迷，部队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获救后，陈毅曾到医院看望他。贾亦斌觉得自己没有把部队完整带到解放区，陈毅却劝他说，爱国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贾亦斌先后从事联络和对外工作，曾赴香港活动。国共对立最激烈的年代里，他的身份显得格外敏感。有关蒋经国曾下令追杀、悬赏捉拿贾亦斌的说法，主要见于回忆性材料，公开档案尚难完全相互印证，因此只能作为一种历史叙述加以看待。
到了1979年，贾亦斌调到北京，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同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向蒋经国提出恢复接触、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文章的表达方式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既谈民族大义，也谈蒋氏家族的亲情和历史名声。
贾亦斌认为，蒋经国并非完全没有民族意识。1957年的“刘自然事件”中，美军人员枪杀台湾军人后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引发台北民众冲击美国机构。蒋经国是否直接策划了这场风波，长期存在不同说法，但事件确实暴露了台湾社会对美国特权的不满。
蒋经国晚年面对的压力并不单一。一边是美国方面对台湾政治和军事安排的影响，另一边是岛内本土政治力量逐渐成长，还有大量退守台湾的老兵要求返乡探亲。1979年中美建交后，外部环境变化更快，继续维持过去那种封闭状态，已经越来越困难。
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两岸人员往来出现重要突破。就在这一背景下，贾亦斌接待了那名秘密来客。对方转达的意思是，蒋经国受到多重压力，也在思考如何处理两岸关系。贾亦斌随后把情况报告上去，至于是否因此形成了正式谈判计划，仍缺乏足够公开证据。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消息传出后，贾亦斌深感震动，因为他认为两岸关系正在出现缓和迹象，蒋经国的突然离世可能使原有接触中断。
“七孔流血”的说法，正是在此后一些回忆和文章中流传开来，并被渲染成蒋经国死因可疑的证据。但从公开医学资料和正式记载看，并没有足以证明遭到暗害的可靠证据。蒋经国晚年长期患有糖尿病、心脏和肾脏方面的疾病，病情变化并非毫无背景。把传闻直接当成定论，反而会遮蔽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在两岸关系刚刚出现松动时，台湾内部的权力交接究竟会怎样影响后续走向。
贾亦斌后来表示，个人恩怨可以放下，民族大局不能不顾。这句话或许正是他与蒋经国复杂关系的写照：曾经亲近，后来对立；彼此伤害，却又在晚年重新成为可能的沟通对象。可惜的是，蒋经国去世后，许多未能核实的谈话、计划和判断，也随之留在了历史的空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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