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3月5日，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代表团驻地。刚刚获释的叶挺坐在屋内，郭沫若推门而入。五年多的囚禁，把这位新四军军长磨得消瘦许多，可他的目光依旧坚定。两位老友隔着多年风雨再次见面，谁也没有急着谈别的。
叶挺先开了口：“沫若，你还记得那句话吗？”
郭沫若当然记得。那是1938年两人在武汉分别时，他亲笔写给叶挺的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句话出自《论语》，原本说的是军队可以失去主帅，普通人的志向却不能被夺走。对叶挺而言，它早已不是纸上的赠言，而是关押岁月里反复咀嚼的精神支撑。
两人的交情，始于北伐战争。
1926年北伐开始后，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先锋，先后参加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等战斗。独立团作战勇猛，行动果断，很快打出了名声。郭沫若当时在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系统中活动，既用文字宣传革命，也密切关注前线战况。
在攻克武昌前后，郭沫若与叶挺相识。一个以笔为刀，一个率部冲锋，年龄相差四岁，却有着相近的政治立场和性情。郭沫若称叶挺有赵子龙般的气概，并非单纯赞美武勇，更看重他在复杂局势中表现出的担当。
大革命失败后，局势骤然转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郭沫若公开撰文抨击蒋介石，叶挺则逐步走上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
同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参加起义，郭沫若也在起义部队和革命委员会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起义军南下后，郭沫若经周恩来、李一氓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两人虽多次分离，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革命道路。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叶挺受到通缉，流亡海外。郭沫若也因政治处境险恶离开国内，后来辗转日本。一个是战场上的指挥员，一个是文化战线上的活动家，命运把他们推向不同方向，所承受的压力却十分相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两人再次回到民族救亡的前线。叶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出任新四军军长；郭沫若则在后方组织宣传和文化工作。1938年4月，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
在武汉重逢时，叶挺即将奔赴敌后，郭沫若也要投入繁重的宣传工作。临别之际，郭沫若写下“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相赠。叶挺把这幅字带在身边，后来又将它视作对自己最重要的提醒。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叶挺率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北移途中，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部队苦战七昼夜，伤亡惨重，叶挺被扣押。郭沫若得知消息后，写诗作文，谴责制造事变的行为，也以文字声援狱中的老友。
叶挺先后被囚禁于上饶、恩施、桂林和重庆等地。蒋介石方面曾以释放、安排职务等条件进行诱降，叶挺始终拒绝。无法返回战场，他便在狱中写诗。那首后来广为人知的《囚歌》，正是在这种处境中写成的。
1942年，郭沫若五十岁。叶挺身在牢狱，条件极其有限，仍想为老友准备一件寿礼。他利用香烟罐上的圆形纸片，手工制作了一枚小小的“文虎章”，并题写“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落款为“祝沫若兄五十大庆 叶挺”。
这件礼物由李秀文转交给郭沫若。与此同时，叶挺还把《囚歌》寄给了他。郭沫若读完后深受震动，此后一直珍藏那枚小章。它不贵重，却记录着一个囚徒在高压之下仍不肯低头的选择。
1946年3月4日，经过多方交涉，叶挺获释。第二天，郭沫若便赶到红岩村看望他。叶挺说：“现在，一切都兑现了。”郭沫若看着饱经磨难的朋友，回答道：“你的心没有死，你征服了一切。”
谈话间，叶挺问起那枚“文虎章”。郭沫若从口袋里取出，郑重地放在桌上。叶挺有些意外：“你还保存着啊？”郭沫若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重获自由后的叶挺准备前往延安。1946年4月8日，他与妻子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幼子叶阿九等人乘飞机离开重庆，同行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飞机飞抵山西兴县黑茶山上空时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这场空难距叶挺获释仅一个多月。郭沫若刚刚见到老友，便再也等不到下一次重逢。多年后，叶挺的女儿叶剑眉到重庆拜访郭沫若，谈及父亲往事。1970年，郭沫若已经78岁，他仍能凭记忆，一气呵成写下《囚歌》。那幅字写完时，未曾翻看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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