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襄阳樊城一线，关羽率荆州军北伐，汉水暴涨，曹魏援军于禁所部被洪水冲散。庞德死战被擒，于禁投降，关羽声势达到顶点。曹仁困守樊城，许都震动，曹操甚至考虑迁都以避锋芒。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关羽似乎只差一步，便能夺取襄樊。然而，战场上的胜势，并不等于全局已经掌握。关羽主力远在汉水北岸，荆州后方兵力单薄，公安、江陵两座重镇，才是整个战局真正的命门。
曹操是否真的因司马懿的一封密信，设计让孙权袭击关羽？史料并不支持这种完整说法。司马懿当时确实在曹操身边，也曾与蒋济等人分析形势，认为孙权和刘备之间矛盾很深，可以借孙权牵制关羽。但这更像是审时度势的建议，而非一场由司马懿独自策划的连环阴谋。
有意思的是，孙权早已对荆州耿耿于怀。赤壁之后，刘备势力逐渐占据南郡，并取得荆南诸郡。后来双方虽有湘水划界，矛盾却没有消失。荆州连接益州、襄樊和江东，是东吴西进的门户。只要关羽继续向北扩张，孙权就不可能坐视不管。
关羽本人也加重了这种危险。孙权曾派使者为儿子求娶关羽之女，关羽以“虎女焉能嫁犬子”拒绝，言辞相当侮辱。后来孙权与曹操联络，双方形成了共同对付关羽的局面。曹操需要解除樊城压力，孙权则想夺回荆州，利益在此刻发生交汇。
关羽的另一处失误，是把后方交给了并不稳固的人。江陵守将糜芳负责军需，公安守将傅士仁掌握一方。两人此前因军需供应迟误受到关羽责备，关系早已紧张。关羽在前线催促他们补给，甚至有严厉惩处的打算，结果使后方将领更加惶恐。
吕蒙正是抓住了这个缺口。公元219年十一月，吴军沿江而上，采用伪装商船的办法接近荆州。所谓“白衣渡江”，重点不在传奇色彩，而在于东吴成功欺骗了沿江守军，使烽火预警体系失去作用。傅士仁先降，继而影响江陵的糜芳，吴军很快控制公安和江陵。
吕蒙入城后约束军纪，优待蜀军家属，这一点极为关键。荆州士卒的家人多在城中，他们得知家眷没有遭到屠掠，抵抗意志便迅速下降。关羽面对的，不再只是一次后方失守，而是军心、粮道和退路同时断裂。
前线形势也在变化。曹操派徐晃增援樊城，徐晃在偃城等地击退关羽，逐步恢复曹军防线。关羽原本想两面施压，此时却被迫撤军。孙权夺取荆州，曹操守住襄樊，双方都达到了目的，真正损失惨重的是刘备集团。
关羽退至麦城后，曾派人向上庸求援。刘封、孟达没有及时出兵，原因涉及山路遥远、兵力部署以及集团内部关系，不能简单说成刘封单纯见死不救。无论动机如何，援军未至，麦城便成为孤城。关羽突围后，在临沮一带被吴军擒获，关平也一同被杀，时间大约在公元219年十二月。
孙权随后将关羽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以诸侯礼安葬关羽，孙权则承担了直接处置他的政治后果。刘备与孙权的联盟由此破裂，东吴占据荆州，曹魏暂时解除襄樊危机，三国之间的力量关系彻底改变。
所以，关羽之死不能归结为司马懿一人布下的圈套。司马懿的判断或许推动了曹魏利用孙权，但真正决定结局的，是荆州的战略位置、孙刘之间积累已久的矛盾、关羽对后方控制不足，以及糜芳、傅士仁的临阵倒戈。把复杂战局说成“司马懿写信诱导孙权”，故事更精彩，却离史实更远。
关羽并非只因“大意”败亡，也不是完全败给某个幕后谋士。他是在前线得势、后方空虚、盟友反目、部下离心的多重夹击下失去荆州。司马懿看到了机会，却没有凭空制造这场崩塌；真正把局面推向不可收拾的，是各方早已存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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