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时代产物，孙玉良：别忘了还有两个文明一起抓

文｜孙玉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在过去几十年里犹如一根定海神针，撑起了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奇迹。当我们回望这段历程，会发现这并非一个偶然的选择，而是历史与时代交织下的必然产物。那个时代中国很穷，当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让自己富起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楼大厦遍地林立，但精神文明的大厦却呈现颓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两个文明一起抓”变成了一条腿迈步的跛脚路。

将经济发展置于核心位置，是汲取了历史深刻教训后的务实之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曾有过“政治挂帅”而忽视民生的曲折经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公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为了解决人民最迫切的温饱问题，是为了夯实国家强大的根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物质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特定发展阶段，对生产力发展迫切要求的精准回应。

近年来，随着GDP跃居世界第二，外界炒作“中国已是发达国家”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发达”起来的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普遍快乐、幸福，相反一种焦虑感却在社会不断蔓延。年轻人结不起婚、生不起娃，“老人倒了扶不扶”都成了反复讨论的社会议题，折射出精神文明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物质发展的现实困境。当整个社会将“效率”与“利益”作为主要追逐目标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市场化”了。道德的“成本核算”思维开始侵蚀传统美德，人们开始考虑扶老人会不会被讹诈？做好事会不会引火烧身？社会中维系基本信任的“道德堤坝”出现了裂缝且越来越大。

从根源上看，这与精神文明建设投入不足、方式滞后有关：第一，法律与道德的衔接不够紧密：保护善行、惩戒讹诈的制度设计尚不完善，让行善者缺少“制度的底气”；第二，价值观引导在快速变迁中失焦：在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旧的道德约束减弱，而新的道德共识尚未牢固建立；第三，部分舆论对负面个案的放大效应：极少数的讹诈事件被反复渲染，模糊了“绝大多数人依然善良”的社会底色。

我认为：精神文明从来不是飘在空中的口号，它需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日常实践中。在制度层面，我们需要用法律为道德“撑腰”，这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在教育层面，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宏大叙事”回归到“日常伦理”。家庭、学校和社会需要重新重视同理心、责任感和公共精神的培育，让善良不再是一种需要计算的“选择”，而是内化于心的“本能”；在舆论层面，媒体应承担起正向引导的责任。既不能回避社会问题，也要避免对极端个案的无节制炒作，多传递“扶得起”的正能量故事，修复社会信任的土壤。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神家园的建设者，要清醒地认识到“扶不扶”的纠结，其实也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成长痛”。它提醒我们，经济发展跑得快，灵魂也要跟得上。解决这个问题，既需要制度的刚性保障，也需要文化的柔性浸润，更需要每一个普通人在关键时刻做出自己的选择，用行动守护善良的底线。令人欣慰的是，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善念并未消失。当问及“您相信好人会有好报吗”，多数人依然给出肯定的回答。这说明，社会道德的根基还在，只是需要被唤醒、被护佑、被激活。说到底，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附加题，而是必答题。它关乎的不是风花雪月的点缀，而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坐标。只有物质与精神这两个轮子一起转起来，我们的社会才不会在“扶不扶”的问题上继续徘徊，而是大步走向一个既有温度又有高度的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物质文明是基础，它为精神文明提供支撑；但精神文明并非附属品，它为物质文明提供方向、动力和智力支持，防止我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迷失于物欲。今天，当我们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上诚信缺失、价值观混乱、精神空虚等“精神贫乏”现象依然存在，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是为了确保发展的航向不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我们既要让“仓廪实”，更要让“知礼节”，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