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一向脾气好，却两次怒斥徐海东，授衔时徐海东反说：多谢你打醒我啊！

1931年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十二师师部的一间土屋里，陈赓放下手中的笔，脸色突然沉了下来。面对徐海东关于调动部队的牢骚，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笑着打圆场，而是当面指出：“红军的部队，不能说成是自己的部队。”

这句话，后来被徐海东记了许多年。

陈赓在红军将领中有个特点，能打仗，也爱说笑。战场上他敢冲，平日里却很少摆架子。可脾气好，不等于没有原则。涉及军队归属、官兵关系和群众利益时，他说话往往格外直接。

当时的徐海东，已经是鄂豫皖根据地颇有威望的指挥员。他出身于湖北大悟，早年参加农民运动，长期在大别山一带作战，和红三十八团的官兵一起经历过多次战斗。部队熟悉，干部信任，战士也听他的指挥，这种感情十分深厚。

问题偏偏出在这里。

根据工作需要，徐海东被调往红三十六团任职。面对这个安排，他心里很不痛快。红三十八团的山路、村庄、群众关系，他都熟悉，换到一个新部队，许多事情要重新开始。按照一些回忆材料的说法，他曾流露出舍不得原部队的情绪，甚至说起“我的团”之类的话。

陈赓听到后，态度立刻变了。

“部队是党的，不是谁个人的。”

徐海东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只是从多年并肩作战的感情出发，觉得原部队最顺手，也最放心。可在陈赓看来，红军正处于不断发展和整合之中，如果干部只愿意带熟悉的队伍，部队就容易形成地域圈子和个人依附，指挥员也很难真正服从整体安排。

这次争执的关键，不在一句气话，而在两种观念的碰撞。

旧式军队讲究“嫡系”和“亲兵”，将领往往把自己带出来的人视作根本。红军要建立的，却是一支有统一纪律、统一信仰的人民军队。干部可以有个人威望，但不能把个人威望变成对部队的占有。

陈赓从上海中央特科来到鄂豫皖，对这一点体会很深。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工作环境骤然恶化，陈赓奉命离开上海，转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此前他长期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深知组织纪律不是纸面上的规定，而是关系许多人安危的硬规矩。

到了战场上，这套规矩同样不能松动。

徐海东调任红三十六团后，起初确实有过不适应。新部队的干部构成、战斗习惯和群众基础都不同，许多命令执行起来不如原部队顺畅。陈赓没有让他继续沉浸在“老部队”的情绪里，而是把最难做的任务交给他，让他在实际行动中建立新的指挥关系。

有一次，部队承担运输粮食和物资的任务。有人认为，主力团应该打仗，不该把时间耗在运输和后勤上。徐海东也有类似顾虑。陈赓却提醒他，前线没有粮食，枪再多也打不了仗；群众缺少帮助，红军也无法在根据地站稳脚跟。

“仗要打，粮也要运。”

这一次，徐海东带着新部队完成了任务。途中虽然辛苦，却让他逐渐发现，能不能打硬仗，不只看部队原来的名声，更要看指挥员能否把一支陌生队伍带出战斗力。

第二次争执，发生在部队参加生产和帮助群众劳动的时候。

红军作战频繁，许多官兵带伤在身。徐海东认为，主力团应该把精力放在训练和作战上，春耕、做军鞋等事情，可以交给其他人员承担。陈赓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主力团不能只会冲锋，也必须承担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

在陈赓看来，红军和百姓不是两家人。战士的粮食来自群众，部队的兵员来自群众，伤员也要依靠群众掩护和照料。若是只在打仗时把自己称作主力，平日里却不愿意为百姓出力，这个“主力”的称号就失去了分量。

他对徐海东说：“官兵能扛枪，也得能做群众的活。”

徐海东听后仍有些不服，觉得堂堂主力团去做针线活，怕影响部队威信。陈赓没有停留在争论上，而是带他去看根据地百姓的生活状况。许多家庭缺少劳动力，战士的军鞋也破损严重，春耕和后勤并不是小事，而是部队能否长期坚持的重要条件。

这次被批评后，徐海东回到部队，带头参加劳动。粗大的手指拿起针线，动作很不熟练，战士们忍不住发笑，他也没有发火，只是低头继续做。那双军鞋未必漂亮，却改变了不少官兵对“主力团”的理解。

主力，不是特殊待遇。

它意味着关键时刻敢打，也意味着困难面前不挑三拣四；意味着能带部队冲锋，也意味着能和群众一起修渠、春耕、筹粮。徐海东后来逐渐把这种认识带进了自己的指挥实践中。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陈赓、徐海东同被授予大将军衔。关于授衔时两人的谈话，流传着徐海东向陈赓道谢的说法：“当年你那两次发火，真把我打醒了。”

这句话即便带有回忆性叙述的成分，也点出了两位将领交往中的真实意味：陈赓批评的不是徐海东的作战能力，而是他身上残留的旧观念；徐海东接受的也不只是几句训斥，而是一次对军队性质、干部作风和群众立场的重新认识。

大别山的战火，锻炼了徐海东的指挥才能；陈赓那两次不留情面的发火，则让“老部队”“主力团”这些容易滋生的特殊意识，及时止在了萌芽之中。彩票开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