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34年5月9日下午，南京汉西门外凤凰街、石城桥一带，居民还在准备晚饭，医院和卫生所却陆续接收了一批神色痛苦的病人。有人呕吐，有人昏厥，担架一副接着一副被抬进院内。南京城没有发生枪声，却迅速陷入了另一种不安。
消息传开后，报馆记者很快赶到现场。第二天，《新民报》便刊出调查消息，随后《中央日报》以及上海的《申报》《时报》等报纸也加入报道。对于当时的南京来说，百余人突然出现相似症状，绝不是普通的食物不洁那么简单。
奇怪之处在于，患者吃过的东西并不相同。有的人吃了茼蒿菜、菊花菜，有的人吃了猪肉，还有人吃了莲藕。蔬菜、肉类和水产并无共同来源，若单从食材判断，几乎找不到一条清晰线索。
中央医院内科医生曾向记者解释，若各种食物来源不同，却出现相同症状，毒物很可能不是食材本身，而是附着在食物上的某种东西。这个判断很关键，也让调查方向从“哪种菜有毒”，转向了“所有家庭共同使用了什么”。
南京市民并不知道答案。街头传言却先一步出现，有人说城中可能暴发瘟疫，有人怀疑有人向水源投毒。传言越传越广，许多家庭开始减少外出，连日常饮水和买菜都变得小心翼翼。
“是不是水里出了问题？”有人在街边这样问。
“各家吃的东西不同，水源未必是关键。”医生的回答，显然没有让所有人安心。
对政府而言，救人和查毒必须同时进行。南京市政府将患者按照病情轻重分送各医院，重症者送往中央医院救治。医护人员连续处理病人，许多患者经过抢救和调养后脱离危险。医院里忙的是救命，卫生部门忙的则是寻找共同毒源。
调查人员收集患者的呕吐物，送往中央卫生试验所检验；同时进入中毒家庭，检查剩余食物，还对邻近住户的食材进行抽样。蔬菜购买地点不同，猪肉来源也不一致，莲藕更谈不上来自同一处。水源投毒的说法，因缺少共同证据而逐渐被排除。
线索于是落到了厨房里的调味品上。
卫生部门继续比对，发现中毒较重的居民，虽然买菜买肉各有渠道，却有一个相同之处：他们都曾在附近一些杂货铺购买食盐。这个发现并不显眼，却把一桩看似杂乱的案件，拉回了可以核查的范围。
调查人员随后秘密查看这些店铺的进货情况。结果显示，涉事食盐并非正规渠道供应，而是商铺从走私船购入的廉价盐。居民贪图便宜，商贩则只看利润，食盐进入千家万户时，没有经过足够的质量检验。
1934年5月12日，中央卫生试验所的检验结果给出了答案：中毒居民食用的盐中，含有危险的硝酸成分。实验人员曾以少量有毒盐对兔子进行试验，兔子在约二十分钟内死亡。这个结果说明，问题不是某一户人家的烹饪失误，而是有毒盐被当作食盐出售。
南京市警察局随即将情况上报，相关部门查封涉事杂货铺，停止其货物销售，并对库存进行处理。南京市政府还发布公告，提醒居民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廉价盐。卫生事务所主动联系报界，说明检验结果和调查经过，目的很明确：让事实尽快压过谣言。
案件中的商贩也没有被简单放过。警察局会同司法、卫生等部门展开处理，最终对两家商铺店主作出罚款处分。处罚并不算严厉，却暴露出当时行政管理的局限：走私盐能够流入市场，说明查缉、检验和销售监管之间存在明显漏洞。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盐务制度本身。彼时食盐生产和销售受到专商制度控制，官盐价格偏高，市场供应又不够灵活。正规食盐贵，走私盐便有了生存空间；商贩为了获利压低成本，百姓为了省钱接受低价，危险便在这种缝隙中进入厨房。
有意思的是，这起案件并没有停留在“抓到两个店主”。舆论很快把焦点转向盐政，质疑官盐垄断、价格和质量监管。一次地方性中毒事件，因涉及民众生命安全，最终推动了对旧有盐务体系的重新审视。
1935年1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盐务改革方案，提出废除食盐专商制度，实行食盐自由行销。食盐经营者经政府检验合格后，可取得销售许可。南京中毒案未必是改革的唯一原因，却成为盐政弊端集中暴露的重要事件。
与此同时，盐业商人也召开盐政讨论会，推动业内进行质量自查。那场风波留下的档案并不只有病历和报纸，还有一条清楚的因果链：廉价走私盐进入杂货铺，含有危险成分的盐被当作日常调料出售，数十个家庭因此同时受害，政府则在救治、检验、查封和制度调整之间被迫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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