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微尘——评张劲松《王思学人生简史》

山河微尘——评张劲松《王思学人生简史》

作者｜王玉龙［特约撰稿人］

近日，作家张劲松中篇小说《王思学人生简史》在《香港文艺》杂志2026年第四期发表。该作品以冷峻而温厚的笔触，跨越近七十年的时光，书写了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被动卷入、挣扎沉浮与最终和解。

《王思学人生简史》是一部令人震颤的作品。它以一个人的生命史为经，以动荡的百年国运为纬，编织出一幅令人心颤的历史图景。小说以近乎残酷的日常笔触，书写了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洪流中的挣扎、沉浮与坚守。它不是英雄史诗，而是一部“反史诗”的平民叙事；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历史长河中一粒微尘的自白。然而，正是这粒微尘，因其真实、具体、充满血肉温度，反而映照出历史的全部复杂与沉重。

（一）

十六岁的王思学因逃课去水塘玩耍，“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就义无反顾地爬上了”一辆南下的国民党军车。这个似乎很轻松很随意的动作，决定了他此后近七十年的命运走向。小说开头，张劲松展示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偶然性”洞察——王思学不是时代英雄，不是自觉的革命者，他只是“误入”历史舞台的普通人。那些“如果”的排比——“如果不是……如果王思学不逃课……如果不是十六岁那年无意中爬上南下的汽车”——构成了一个反事实的叙事装置，是对个体命运脆弱性的深切悲悯。

王思学的整个前半生，几乎都是以这种“被动卷入”的方式展开。他被国民党军收编是偶然，被解放军俘虏是偶然，立下功劳是偶然，被留在地方未能南下也是偶然。这些偶然性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看似没有逻辑、却绝对真实的人生轨迹。张劲松不试图赋予这些偶然性以宏大意义，而是让它们自然地沉淀在叙述中，形成一种近乎荒诞的质感。这种处理方式，使小说获得了一种区别于主流历史叙事的独特伦理：它不神化任何人，也不妖魔化任何人，它只是让每一个生命在其具体的境遇中显现。

“爬汽车”的意象在小说的尾声处再次出现——王思学的父亲去世那年，他在回家途中穿不过一片一亩地大小的树林，“一圈一圈走不到头”。少年时他义无反顾地爬上汽车，暮年时却被一片小树林困住。这两个意象形成了首尾的呼应，揭示了王思学一生的基本困境：他以为自己可以选择方向，其实他始终在历史的“绿色山洞”中穿行；他以为自己走了很远，最终发现只是绕了一个大圈子。这种空间叙事上的循环结构，正是张劲松对历史与个体关系的深层思考：我们常常高估了自己的主动性与方向感，而低估了时代洪流对人的裹挟与塑造。

（二）

仗打完了，王思学被安排从事精神科医生的职业。这也是他之后持续了一辈子的工作。一个农村娃子，一个士兵，一个精神科医生，奇幻、荒诞，且真实。这也使得整部小说获得了一个统摄性的隐喻系统——“病”与“治”。从第一个狂躁妄想的刘书记，到装疯潜伏的赵疯子，再到王思学自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处在某种“精神异常”状态。张劲松巧妙地将政治运动、历史创伤与精神疾病并置，暗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一个疯狂的时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病人？

在这些人中，“刘书记”尤为触目惊心。这位老革命“进过日本人的宪兵队，蹲过蒋匪军的集中营”，却在和平年代的精神病院里，幻想着“揣一颗炸弹，潜入台湾干掉蒋介石”。王思学用“革命接头”式的心理治疗方式与他互动，眼看初见成效，却被一场时事报告会彻底摧毁——刘书记在听完“美帝国主义在仁川登陆”的报告后，愤怒地拉响了手榴弹。这个情节似乎隐喻了某种悖论：政治话语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致病性”，它既是治疗的工具，也是致病的源头。王思学以为自己是在用医学手段治愈一个病人，实际上他面对的是整个时代的精神症候。

“赵疯子”的病例更是将这一主题推向极致。这位老地下党员，在解放前“装疯卖傻……在敌人的监狱里吃大粪，在繁华的大街上裸体游走”，成功地潜伏下来。解放后，他却真的疯了——或者说，他再也无法从“疯”的状态中走出来。当他以“绝食”的方式“把粮食省给受苦的老百姓”时，王思学面对的不是一个精神病人，而是一个被历史逻辑彻底异化的灵魂。赵疯子不承认自己有病，在这一点上他恰恰与整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高度一致——“真正有精神疾病的人，是不承认自己有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疯子不是病人，他是这个时代的照妖镜，照出了所有人都患有、却没有人承认的集体病症。

王思学后来自己也被抄家、被公判、被劳改，这个“治疗者”也成了“病人”。他被搜出国民党将军名册、长官遗留的笔记本和收音机，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公判大会上，他甚至“根本就没有听清对他的宣判”。这一段写得极为冷静克制，却有着惊人的力量：王思学一生的勤奋、上进、忠诚，在一夜之间被彻底否定，而否定的依据恰恰来自他早年“被动卷入”的那段历史。小说在此暗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一个不断“运动”的时代，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从“治疗者”变成“被治疗者”，从“医生”变成“病人”。“病灶”不在个体身上，而在时代的肌理深处。

（三）

张劲松在叙事中反复书写王思学的一个“黑提包”。这个细节看似不经意，实则构成了一种“物质诗学”——通过微小物件的历史变迁，映射了时代的流转与个体命运的沉浮。

王思学一生拥有无数个黑色提包：先是“上面印着伟人的头像和语录，岁月斑驳，字迹已模糊不清”；后来是“赶英超美”四个红字；再后来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平反后则是“建设四个现代化”，再之后是“一串美术体的英文”。这些提包不仅是王思学的随身物件，更是他人生不同阶段的“徽章”，每一个提包上都铭刻着特定年代的政治口号与精神密码。

黑提包的物质形态变化，暗示了王思学作为一个“边缘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他始终想通过某种外在标识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与归属——从少年时“借来的武装带和手枪套子”，到北京买的黑呢子大衣，再到这些与时俱进的提包。然而每一次身份的确认都伴随着某种背叛：武装带是借的，大衣属于陌生的“李龙之”，提包上的口号不断被新的口号覆盖。这种物质性的“不稳定性”，正是王思学精神世界的外化——他始终在寻找一个稳固的坐标，却始终未能找到。

特别是“大衣”。王思学在北京前门旧衣店买的黑呢子大衣，领口内侧绣着“李龙之”的名字。后来他才知道，李龙之是李秀兰的哥哥，在这场运动中死于北京。这件衣服成了连接三个人命运的隐秘纽带：它的原主死于政治运动，它的买主因它而被打成反革命，它的见证者李秀兰则在晚年“抱着那件绣着名字的黑呢大衣，哭他的哥哥，想念她的丈夫”。一件旧衣，承载了三重悲剧，却以最日常的方式——不过是衣服领口的一个名字——完成了对历史的诉说。张劲松在此展示了物质叙事的力量：物件比人更持久，它们默默见证，不声张，不辩解，却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具说服力。

还有那支“金灿灿的钢笔”、那本“黑色软皮小本”，这些从国民党中将师长尸体上得来的物件。这些，既是王思学早年经历的物证，也是他一生不敢示人的秘密。他最终将钢笔交给考上大学的儿子，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传承”——不是政治立场的传承，而是作为“历史背负者”的宿命传递。一件件微小物件展开一段段历史叙事，《王思学人生简史》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质感：它不依赖戏剧性的大事件推动，而是依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的累积，让历史在细节中自行显现。

（四）

小说中，“饥饿”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意象。它既是最具体的身体感受，也是最深刻的历史隐喻。张劲松以惊人的冷静描写了1960年前后的饥荒：赵疯子“绝食”而死，“他什么都吃，就是不吃粮食”，医护人员的脸“一天天浮肿起来”，医院里的梧桐花和榆树皮被吃尽，水塘里的鱼和蛤蟆“几乎绝迹”，“吃了蛤蟆的人行走在街面上，肚子里发出咕咕的叫声，像是一只蛤蟆在奔走”。这些冷峻的描写，将历史的残酷浓缩为最直接的生理感受，使读者无法保持冷静的旁观，而是被拽入那个“肉体无法承受之轻”的年代。

王思学的母亲和二弟在春天的饥荒中离世，母亲“不让动”王思学按月寄回的钱，“她说，都攒着，谁也别动，学儿也到了说媳妇的岁数了”。母亲不是没有饭吃，她是舍不得吃——她把儿子的婚姻大事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一种来自民间的、朴素到近乎愚昧的牺牲精神，与时代的大饥荒形成了残酷的对照。张劲松在此处采取了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拒绝任何抒情，反而产生了更大的情感冲击力。

“饥饿”也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物质的匮乏，另一种是精神的“绝食”。赵疯子“绝食”是把粮食“省给受苦的老百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饥饿；王思学的母亲“不吃”是为了给儿子攒钱娶媳妇，这是一种伦理性的饥饿。两种饥饿都指向“他者”，都是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的“奉献”。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这种奉献并没有换来更好的结果——赵疯子死了，母亲也死了。张劲松似乎在问：当饥饿成为常态，当每一个人都在“省”与“让”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这种牺牲究竟指向何种价值？

“毛胡同一只羊也没有”——“没有羊，还叫毛胡同吗？”。羊是毛胡同的灵魂象征，是乡亲们“屋梁上的肉”，是判断“日子殷实”的标准。羊没了，毛胡同就不再是毛胡同；人没了，故乡就不再是故乡。这种以具体物象的消失来指涉精神家园崩塌的写法，比任何抽象议论都更能触及历史的伤痛。

（五）

“故乡”是贯穿《王思学人生简史》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十六岁离开毛胡同的王思学，一生都在“回去”与“离不开”之间徘徊。他少年时爬军车离开，后来在医院地下室藏匿父亲，再后来调动到鲁中城市，每一次离开都有不得已的理由，每一次回乡都伴随着失落与疼痛。直到晚年，他终于决定卖掉住了六十年的房子，“回到他从十六岁出去，就一直想回去的老家”——然而此时的毛胡同，还能是他记忆中的毛胡同吗？

小说通过胡鹏的故事，将这个“回不去”的主题推向了极致。

胡鹏是当年随国民党军退到台湾去的“二小子”，1964年曾奉命潜回山东沿海执行侦查任务，“半夜里躲在树林子里，不敢进村啊。我眼睁睁地看着村里灯熄灭了，人睡了。又眼睁睁地看着村里鸡跳到院墙上打鸣……我在树林里抽了一夜的烟，抱过每一棵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大树。这些树，好多我每一棵都能叫出它们的小名。可是我不敢进村，不敢啊。”胡鹏与故乡只隔着“不敢”二字——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历史的距离，是政治身份的距离，是内心无法跨越的鸿沟。

王思学晚年回到毛胡同后，住进了老家的房子，“听老三说，他的儿子就随建筑队在这个城市里打工”，“这个城市一下子涌进了很多河南鲁西南的打工者，王思学听到这些乡音，却没有一点故乡的感觉”。故乡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时间概念。当毛胡同的“羊”消失了，当故乡的亲人们一个个离去，当乡村被卷入城市化的大潮，王思学即使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也无法回到他记忆中的故乡。结尾处，他穿着寿衣“安详地躺在那里，看到儿孙们踏进家门，眼睛就闭上了”——他实现了“死在家乡”的愿望，但这一“实现”恰恰意味着：故乡只能是死亡的归宿，而无法成为生者的归途。

张劲松在此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时间意识：故乡永远是在“失去”之后才被建构出来的精神乌托邦。王思学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故乡，最终发现故乡只存在于他的记忆与手稿之中。而这部《王思学人生简史》本身，就是他为自己搭建的文字故乡——通过写作，他试图在语言中安放那个永远回不去的毛胡同。

（六）

《王思学人生简史》在叙事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双层结构”：小说正文是王思学的“手稿”，而开篇与结尾的“我”（叙事者）则是手稿的读者与整理者。这种结构使作品获得了一种“考古学”的质感——我们阅读的不仅是一个人的一生，更是这个人对自己一生的“书写”，以及这个书写如何被后人“解读”与“接受”。叙事者在手稿结尾处提到：“明显觉得他对前半生叙述得生动详实，后半生有些粗疏马虎。”这一看似随意的评价，实际上揭示了历史叙述本身的局限性：记忆是不均匀的，创伤会选择性地遗忘或浓缩，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叙述永远不可能完整。

张劲松的叙事姿态是极为克制的。他极少直接抒发情感，也极少对历史事件做出价值判断。他只是让故事自行展开，让细节自己说话。当王思学的母亲“把省下的饭都给土改吃了”，当李秀兰“用性命换来的五毛钱”偷跑进城却见不到儿子，当王思学“在树林里迷路一夜”——这些场景本身已经包含了全部的情感重量，不需要作者再加以阐释。这种“零度叙事”的态度，反而使作品获得了更大的伦理力量：它不是替读者做出判断，而是邀请读者进入历史的复杂性之中，自行感受、思考、体认。

小说的结尾令人久久难忘。“我”拨通王思学的手机，接电话的是他四弟的孙子，“大爷爷走得很安详”。年轻人似乎还想聊些什么，“我把手机关掉了。屏幕一片漆黑，像是我合上了《王思学人生简史》的最后一页。”这个结尾既是物理上的“结束”（电话挂断），也是精神上的“完成”（人生故事的最后一页合上）。但它同时留下了巨大的余音——那声“喂？喂？”在黑暗中回荡，像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一个无法终结的对话。王思学走了，但他的故事没有结束，因为它进入了“我”的生命，进入了读者的生命，成为更广阔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始终在探索一个命题：当历史的风暴将个体命运卷入深渊，普通人如何在夹缝中守住人性的微光，如何在荒诞与暴力中维系生存的尊严。他们或许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但他们的挣扎、坚韧、妥协与坚守，构成了历史最真实的底色。在这个过程中，也因此诞生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一批优秀的作品。《王思学人生简史》，正是这条河流中最新的一朵浪花。

《王思学人生简史》是一部关于“普通人如何在历史中生存”的小说。它不提供答案，不建构神话，不美化苦难，也不沉溺于悲情。它只是让一个人从他的十六岁走到八十六岁，让一个生命在其全部的偶然性、脆弱性与坚韧性中显现。在这个意义上，王思学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它是无数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风雨中行走、跌倒、爬起、继续前行的缩影。正如小说中铁柱所说：“各人有各人的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也正是这无数种“活法”，拼凑出一个民族在百年沧桑中艰难前行的完整图景。张劲松没有试图总结这些“活法”，他只是让“活过”本身成为最好的总结——那一摞手稿，那些被岁月磨损的黑提包，那件绣着别人名字的大衣，那个回不去的毛胡同，都在无声地说着同一句话：历史不在远处，就在这些微尘般的人与物之中；它们是历史的真正刻度，是我们理解过去的唯一途径，也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唯一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