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银行，重算增长账

北京银行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交出了一份反常的中报：

上半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382.48亿元、归母净利润1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60%、5.63%，保持稳定增长；

但期末，该行资产总额回落至4.74万亿元、较年初下降3.95%。

规模不仅是财报中的一个数字，也曾是市场理解城商行地位的标签之一。

但只以规模论成败，往往会错过报表背后的经营变化。

枢纽注意到，虽然资产规模下降，但北京银行资产质量较年初并无恶化、贷款本金甚至呈现微小增长，这使得该行如今的规模调整，更接近一次经过取舍的经营调整，而非风险驱动的被动收缩。

今年4月，关文杰正式出任北京银行董事长，新一届管理团队逐步到位。

对于刚刚完成交接的北京银行而言，这张收缩的资产负债表里，藏着新班子的另一种“野心”：不再以总资产增速自证，而是重新配置有限资本，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寻找新的增长来源。

主动收敛

规模下降伴随的最大质疑，是这究竟是风险压力下的被动收缩，还是一次主动调整。

从中报披露的数据看，北京银行的资产质量并未恶化。

截至6月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30%、环比优化2个基点；关注类贷款余额由年初的387.13亿元降至380.05亿元，占比由1.61%降至1.58%；拨备覆盖率为199.59%，处于上市同业中游。

同时，该行的贷款、存款数据，均未出现下滑：

截至6月末，北京银行贷款本金总额2.40万亿元，较年初微增0.10%，存款本金达2.82万亿元，增长4.64%至；其中，公司贷款增长3.02%，一般公司贷款增长2.40%，企业活期存款增长8.02%，储蓄存款增长4.92%。

这意味着，北京银行放下的并非最核心的客户资产和负债基础。

从资产负债表来看，真正被压降的，是收益率有限的同业和金融市场链条。

截至6月末，北京银行同业间往来资产较年初下降20.65%、减少约1192亿元，金融投资下降5.09%、减少约894亿元；负债端，同业间往来下降19.34%，应付债券下降28.76%，其中同业存单余额由年初的5401亿元降至3818亿元。

以上种种意味着，这并非一次孤立的资产收缩，而是一次贯穿资产负债表两端的重构。

过去几年，在传统信贷扩张放缓的环境中，同业资产、金融投资和债券融资可以帮助银行维持规模，却无法沉淀客户关系、降低负债成本，并形成稳定的资本回报。

北京银行此次压降相关项目的态度很明确，不再为规模本身配置资产。

同时，规模收缩也不等于业务收缩。

枢纽注意到，上半年，北京银行有限的信贷增量正更集中地流向科技、绿色和对公领域：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较年初增长16.9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9.9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9.89%；

科技金融贷款余额增长19.64%至5216亿元，绿色贷款增长13.76%至2912亿元；

与之相对的是，个人贷款下降4.02%，房地产贷款下降8%。

这代表，北京银行没有试图让所有资产齐头并进，而是在压降部分零售和地产相关资产的同时，将资源向更符合首都产业特征的领域倾斜。

当然，总贷款仅增长0.10%，也说明新的动能尚未形成足以带动全行资产快速增长的规模；

收缩规模带来的成效，最终仍要看这些重点领域的投放，能否转化为更稳定的客户基础、更优质的资产和更有效率的资本回报。

新班子的定力

问题也随之落到新班子身上：当规模座次的压力摆在眼前，管理层能否接受总量放慢，并把这份取舍坚持下去？

北京银行的这轮调整，恰好发生在管理层交接的节点。

关文杰于1月出任党委书记，4月获核准担任董事长，戴炜则已于2025年5月出任行长；

过去两年，多位副行长、董事会成员和中后台负责人亦陆续到位，北京银行新的管理组合在今年上半年逐步成形。

关文杰的职业经历，覆盖了银行经营中最需要重新计算的几项约束：

他长期任职于华夏银行，先后负责会计、计划财务和金融市场业务，后任华夏银行副行长、首席财务官、行长；在出任北京银行董事长前，又曾担任北京农商银行董事长。

戴炜则长期在北京银行内部成长，先后负责公司业务、北京分行及副行长岗位。

前者熟悉资本、资金和风险约束，后者熟悉北京银行的客户基础与经营条线，两人的组合，使北京银行有条件重新衡量规模、资本、风险和收益之间的优先级。

中报披露的经营动作，也显示出这种变化。

年初，北京银行重构风险偏好量化传导体系，建立基于RAROC的投融资策略，设置量化刚性准入门槛；授信端制定客户“白名单”，强调“控风险、优资产”。

这套方法并不以总资产增速作为最先追求的结果，而是先划定风险与资本的边界，再决定资源投向。

落实到上半年的报表中，便是同业资产和市场化融资链条的压降，以及信贷资源向科技、绿色和对公领域的集中。

这也解释了北京银行此次调整的难处：

资产规模一旦下降，行业座次的变化便无法回避，低息差环境下，不扩表也意味着短期增长空间会受到约束，若仍将规模排位置于首位，北京银行很容易重新走回依赖同业资产、债券融资和金融投资维持总量的老路。

但新班子在第一份中报中给出的选择，是先把风险、资本和资产效益摆在规模之前。

截至6月末，北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由年初的8.37%升至8.91%，资本充足率升至14.10%。

资本补充是指标改善的重要原因，但资产结构调整同样在为后续投放腾出空间。

对北京银行而言，科技、绿色、文化、养老等领域的布局，需要的不只是资金，更需要可持续的资本承载能力，只有不再将资本耗费在回报有限的规模扩张中，有限资源才可能投入真正需要培育的业务。

聚焦股东回报

不过对于投资者而言，资产负债表的减法是否奏效，还要回到股东回报这笔账上。

银行留存利润可以补充资本、支撑后续投放，现金分红则直接决定经营成果如何在股东之间分配；

北京银行选择放慢规模、重新配置资本后，如何平衡增长所需与股东回报，也成为这轮调整能否形成闭环的重要一环。

中期分红是新班子给出的第一项安排。

北京银行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0元，合计派现约27.49亿元，尚待股东会审议；

对一家正在调整资产负债表的银行而言，这笔分红并不只是一次常规利润分配，也表明在压降部分资产和融资链条的同时，北京银行并未将股东回报置于经营调整之后。

这背后的平衡并不容易。

一方面，北京银行需要保留足够资本，支持科技、绿色、文化和养老等领域的持续投入；另一方面，规模放慢之后，银行也需要用稳定、透明的回报安排，向股东说明经营调整并非意味着回报被无限期推迟。

截至9月1日，北京银行PB（MRQ）为0.41倍，在42家A股上市银行中约排第36位。

PB只是市场价格与账面净资产之间的静态比值，并不构成对银行投资价值的判断；

但0.41倍PB也意味着，北京银行当前的账面价值折价仍然较深，为后续经营改善留下了估值提升空间。

这份空间不取决于一次中期分红，而取决于资产负债表调整能否沉淀更多核心存款、形成更优质的公司贷款，并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取决于科技、绿色等重点领域的投放能否转化为稳定收益与客户黏性；

也取决于零售贷款收缩能否止于结构调整，而不是演变为新的增长缺口。

北京银行新班子的第一张资产负债表，已经显示出不再唯规模论的决心，下一步，是把这份决心转化为更稳健的经营和可持续的股东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