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可畏：个人计算机诞生前夜的少年极客

1968年4月下旬，在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举办的一场计算机会议开局不利。由于电话接线员罢工，支持工会的工人们拒绝为所需连接布线，参展商因此无法将其终端与场外的电脑连接。各公司的展示设备几乎瘫痪。

不过，来自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地区的一小群青少年计算机爱好者展示了巧妙的解决方案：他们借来一个声耦合器（它是计算机调制解调器的前身），将其连接到附近的付费电话上。借助这套设备，这群年轻人成功拨号连上了一台场外小型计算机。

这群青少年自称“电阻团”（RESISTORS），这是一个逆构词（他们先确定了这个名号，再为每个字母匹配词语），全称为“对科学、技术或研究抱有强烈热忱的学生”（Radically Emphatic Students Interested in Science, Technol ogy, Or Research Studies）。行业刊物《计算机世界》的头版刊登了有关“电阻团”的报道，标题为《学生在会议开幕上惊艳全场》（Students Steal Show as Conference Opens），并指出该团体如何吸引了计算机专业人士“着迷围观”。一位记者甚至认为，“电阻团”代表了一场小规模社会运动的先锋，因为这些青少年积极邀请特伦顿贫困地区的同龄人参与互动，向他们普及个人计算机知识。

在计算机的现代发展史中，一群青少年“玩转”计算机的故事或许无关紧要。但“电阻团”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却凸显了一个重要事实：早在被称作“个人计算机”的设备正式问世数年前，就已有人为了非工作的目的，频繁使用计算机。他们的动机各有不同，但对技术的娱乐性探索和实力展示具有重要意义。同样重要的是，“电阻团”的故事拓展了我们对兴趣社群的认知，让我们认识了后来更知名的团体——如旧金山湾区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以外的团体。

在“电阻团”存续的近十年间，加入这个团体的孩子不足70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相当多的成员后来投身于科学和技术领域。两名成员撰写的计算机著作销量达数百万册；另一名成员联合他人创立了思科系统公司，这家企业从生产互联网路由器和其他网络硬件起家，如今已成为市值数百亿美元的科技巨头；还有成员成为了大学教授或专业程序员。大约从1969年起，“电阻团”开始与计算机先驱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产生交集（后文将详述）。

工程师克劳德·卡根（Claude Kagan）是“电阻团”最初的核心。卡根于1924年出生于法国奥瓦尔，少年时期移居美国，曾参军服役，并于1950年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卡根曾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制造业部门西部电气任职，1958年迁居新泽西州霍普韦尔镇，距普林斯顿车程不远。

卡根专攻高级计算机语言（如Fortran和BASIC），程序员用这类语言编写的代码，基本能脱离具体的计算机型号独立运行。他还是个资深的老式计算机及各类电子设备收藏爱好者，这些藏品都被他存放在了自家农场的一座红色大谷仓里，谷仓里还养了几头驴和几只阿拉斯加雪橇犬。

查克·埃利希（Chuck Ehrlich）是“电阻团”的创始成员之一，后来成为了企业家兼风险投资人。他回忆道，1966年底，他和一小群“聪慧但不合群的孩子”正在寻找一处能当作社团据点的地方。这些少年对吸食大麻或社会抗议毫无兴趣，也对本地学校的科学课程很失望，唯独对电子技术充满热情。

卡根与其中一位少年的父亲相识，便主动将谷仓借给这群孩子使用。他们很快发现了卡根的收藏品，包括一台多余的IBM纸带穿孔机、若干模拟电话设备，以及一台Friden Flexowriter（一种可连接计算机的重型打字机）。

但最吸引这群青少年的还是卡根的计算机藏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Burroughs Datatron 205计算机，这款计算机以真空管技术为基础，最初产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台庞然大物重达数吨，据说卡根借用了一台拖拉机拖车，超人般地将它从密歇根州运到了新泽西州。

稍显逊色的是一台无法运行的Packard Bell PB250计算机，这台冰箱大小的设备属于较新的机型，最终被少年们成功修复。卡根还允许他们通过电传打字机电话线路连接他雇主的DEC PDP-8计算机，以便运行用TRAC（文本合计与编译）语言编写的程序。TRAC是由计算机科学家卡尔文·穆尔斯（Calvin Mooers）自1959年起开发的一种高效语言，适合在内存有限的机器上运行。少年们特别喜欢远程登录这台计算机，以访问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的ELIZA聊天机器人程序版本。

当时，非专业计算机用户通常没有机会以交互方式实时操作计算机。卡根最终说服Digital Equipment公司捐赠了一台PDP-8（这是一份价值不菲的厚礼，因为当时的新款售价高达1.5万美元甚至更高），“电阻团”便开始在谷仓里用它开展工作。

从几个方面来看，卡根与“电阻团”达成的约定都很不寻常。首先，卡根是一位同性恋，这些青少年（及他们的父母）都知晓这一事实，但据各方证实，大家都不在意这一点。1966年4月，霍普韦尔谷青年商会姐妹会（Hopewell Valley Jaycee-ettes）举办房屋参观活动时，宣传册特意推荐人们参观卡根与艺术家乔治·弗尼什（George Furnish）共同居住的“独特的单身汉空间”。弗尼什大约在“电阻团”成立时过世，悲恸的卡根便在这个团体承担了多重角色：精神导师、技术指导、宣传代理兼场地提供者。卡根提供场地，青少年们则负责维护该场地及其中的设备，以及承担电费。

当时，大多数业余计算机俱乐部都是男性占主导地位，但从“电阻团”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几乎总有一名或多名年轻女性在终端机前工作或解决编程问题。在决定轮到谁来使用计算机时，琼·亨特（Jean Hunter，后来成为了康奈尔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教授）曾将其比喻为社会分时系统，需要“打破脑袋才能抢到机会”。约翰·R. 莱文（John R. Levine）是“电阻团”的成员，后来在耶鲁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是畅销书《傻瓜互联网》（The Internet for Dummies）的作者之一，他回忆道：“我们当时很书呆子气，完全没有觉得女孩子在能力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该团体还积极招募了特伦顿地区各学校的非裔美国青少年。其中一位名叫约瑟夫·塔洛克（Joseph Tulloch）的少年为卡根和成员们汇编出版的编程手册绘制了类似苏斯博士（美国著名儿童文学家和教育学家，译注）风格的怪趣插图。塔洛克后来成为新泽西州的政府程序员。

他们的新成员入团时，需要用马克笔在脸上画一个欧米伽符号，即工程师用来表示电阻的标识（终究还是一群孩子）。新成员首先要掌握的技能之一是使用TRAC语言编写程序。卡根并不看好当地课堂的传统教学方式。他坚持让“电阻团”在实践中学习。该团体的教学理念源自非裔美国人的格言“一人教一人”（Each one, teach one）。一位成员回忆说：“如果你想教人某项技能，就必须让他自己敲键盘。”

“电阻团”位于普林斯顿地区，这一点也有助于他们的成功。数名成员的父母在附近的科技公司任职，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纳特·库恩（Nat Kuhn）等成员的父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库恩的父亲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他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范式转移”，该书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纳特少年时常与曾是物理学家的父亲用业余电子套件组装设备。1968年2月，参加了“电阻团”在普林斯顿青少年博物馆举办的开放日活动后，他加入了该组织，当时年仅10岁。“我是个超级技术迷。”他回忆道，“计算机成了我的爱好，让我痴迷。通过它你能理解事物，更能创造事物。”

就在纳特加入团体不久后，另一位年长许多却同样痴迷个人计算技术的人出现在了卡根的谷仓里。

这个人便是泰德·尼尔森，他1959年毕业于斯沃斯莫尔学院哲学专业，之后在芝加哥大学研修社会学，继而又进入哈佛大学深造，也是在哈佛，他修读了人生第一门计算机课程。在2010年出版的自传中，尼尔森用标题为《泰德·尼尔森的顿悟》的整整一章记录了这次极具启示性的经历。当他意识到计算机并非枯燥的数值处理工具，“能通过编程实现任何可能”时，他的世界“豁然开朗”。

尼尔森热爱写作，更令他震撼的是，计算机能通过操控、存储、打印来处理文字，并且可以在屏幕上显示文字。既然它可以这样处理文字，或许也能这样处理图像和声音。“人类的未来就在计算机屏幕前。”他断言，因为“交互式计算机将成为未来的工作场所”。

对尼尔森而言，同样意义深远的是意识到当文字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时，人们可以借此构建并行、非连续性的文本段落。这些文字组合既能相互链接，也能向全新方向的分支延伸，这在当时颇具远见。

1964年，尼尔森接受了瓦萨学院的教职。新同事们邀请他介绍未来的工作方式以及如何在计算机屏幕上进行艺术创作。在讲座宣传单上，他首次提出了一个新词——超文本。

正如尼尔森在1965年的一篇论文中所定义的那样，超文本意味着“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互联的文字或图像材料集合，其结构无法便捷地用纸质形式呈现或表达”。理论上，几乎所有主题都能通过“链接”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使条目相互关联，并附有注释、脚注和摘要，同时囊括“小说家或心不在焉的教授可能需要的所有功能”。

尼尔森的构想是，他的信息存储、检索和归档系统能够“无限扩展”，在囊括世界上越来越多知识的同时，还能揭示所有条目之间的重要关联。

尼尔森不久便辞去瓦萨的教职，开始筹集资金并提升专业影响力。他的目标是设计并实现一个通用的文本处理、发布和全球互联的电子图书馆系统，他将其命名为“仙那度项目”（Project Xanadu），该名称取自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诗作《忽必烈汗》。该名称也出现在了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1941年的经典电影《公民凯恩》中，用于指代查尔斯·福斯特·凯恩（Charles Foster Kane）的庄园。仙那度项目自此成为尼尔森毕生的追求。

将尼尔森与克劳德·卡根以及“电阻团”联系起来的催化剂并非某种新型计算机，而是一场前卫艺术展。1970年秋，一场名为“软件”的盛大展览在纽约犹太博物馆开幕。馆长卡尔·卡茨（Karl Katz）亲自挑选了具有影响力的艺术理论家杰克·伯恩汉姆（Jack Burnham）作为策展人。伯恩汉姆则深受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启发，希望探索概念艺术家如何在美术馆环境中尝试“实时计算”和“交互性”等新兴计算机技术。这场展览让数千名参观者有机会看到了（某些情况下甚至操作了）小型计算机、电传设备、高速复印机和闭路电视系统。

作为展览的贡献者和技术顾问，泰德·尼尔森招募了“电阻团”协助他和多位艺术家开展工作。正如他在1974年影响深远的著作《计算机解放/梦想机器》（Computer Lib/Dream Machines）中所写的那样：“有些人很傲慢，不愿向孩子请教，这很不明智。任何地方都有信息。”对于匈牙利裔概念艺术家艾格尼丝·丹尼斯（Agnes Denes），这群青少年用一台小型计算机编写程序，在屏幕上让三角形动态起舞，创作了名为《三角芭蕾》（Trigonal Ballet）的作品；对于概念艺术家卡尔·费恩巴赫-弗拉舍姆（Carl Fernbach-Flarsheim），他们运用易经原理，编程实现了《概念打字机》（Conceptual Typewriter）作品。参观者可以用按钮选择“静默”（以圆形表示）或“丰饶”（以一捆麦秸图示）等概念，再用光笔修改图像。上述两个作品均由艺术家提供初始创意，由“电阻团”负责技术实现。

尼尔森与程序员内德·伍德曼（Ned Woodman）合作，创作了名为《迷宫》（Labyrinth）的作品。该作品在DEC公司提供的PDP-8计算机上运行，被阐释为“超文本系统的首次公开展示”。要使用这一作品，参观者需坐在终端前，阅读显示的文字，在读到“您正在参观的展览名为‘软件’，由杰克·伯恩汉姆策划”时，可通过按键（如按 键代表“前进”）在文本间导航，调取“软件”的定义或伯恩汉姆的生平详情。

对许多参观者而言，整个展览预示了一个由技术驱动的未来，那时，人们将能轻松遨游在信息丰富的数字空间，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赛博空间”的领域。

与此同时，随着老成员们纷纷进入大学，新鲜血液的补充日渐减少，“电阻团”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纳特·库恩、约翰·莱文等成员回忆道，当年与尼尔森在卡根谷仓中激烈讨论的种种构想，后来都化作了《计算机解放/梦想机器》中的文字。莱文表示：“书中内容大多是我们早已熟稔的概念。”

在访谈“电阻团”的这些前成员时，我惊讶地发现许多成员在半个多世纪后仍保持着联系。许多人会将这段经历写到自己的简历中。团体中还孕育了爱情，至少有两名成员结为连理。他们的活动在计算机领域留下了持久的回响：伦恩·博萨克（Len Bosack）联合创立了思科公司；辛西娅·德沃克（Cynthia Dwork）成为了哈佛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并为密码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史蒂夫·基尔施（Steve Kirsch）是光学鼠标的两位发明者之一，后来成为了一名成功的技术企业家。

就在 “电阻团”逐渐隐退之际，技术巨变的浪潮开始显现。20世纪70年代初问世的个人计算机迅速成为消费类商品，进入数十万家庭。1982年，《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年度机器”，标志着这场技术革命达到了顶峰。全新的计算世界同时向专家和新手发出召唤，而这正是新泽西州谷仓里的那群少年早已预见并亲历的未来。

文章来源于 悦智网 ，作者 McC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