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想念那些老大学生

十五岁那年，我离开家乡，进了贵州都匀东方机床厂，当了一名车工。八年与机床为伍，生活是重复而单调的，幸运的是，命运将一群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大学生”送到了我身边。他们无疑是被时代耽搁的一代知识人，犹如搁浅停泊在沼泽的小舟，却依稀带着遥远的知识海域的些许星光。如今，当我回望那段学徒岁月，最先浮现的总是他们的面容，以及那些被书香、故事和谈吐浸润的黄昏。

我们车间的“师傅们”（那些老大学生）都集中住在单身宿舍四楼。上楼梯左侧的那间，是来自四川医科大学的王师傅。下班后，好多人都聚集在他那里聊天。他黑脸膛，背微驼，教我们打桥牌，永远笑声爽朗。他谈锋极健，读过很多书，似乎都能跟医学知识牵扯起来。印象中只记得他大谈各种中外文学作品中有关婚姻初夜的民俗细节，从福楼拜、高尔基到《西厢记》，我们似乎初步修读了一节比较文学课。隔壁是瘦高个、方脸形的田师傅，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不知为什么会分配到这个大三线。他教几个青工学德语，但发音太难了，可能只有杨子江兄一人坚持下去。后来他又教我们到剑江边看星星，综合运用西方和中国的星象学知识。模糊记得，黑暗的天空里，星星特别大，闪闪欲坠。再从楼道拐进去，水房的旁边，是来自南京大学的钱师傅，成天没事就看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翻来覆去地看，从每一处细小的地名，细微的线条中，抠出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跟他住在一起的张迎五兄，几年下来，几乎修了一门人文地理课，后来也养成了爱看地图、收集地图的习惯。

还有住在三楼的邹师傅，上海同济的，负责画工厂所有的宣传画，戴一副近视眼镜，白裤白球鞋，走起路来一阵风，我们给他取一个外号叫“水上漂”。他请我到他房间里去过，翻阅一些外国电影的画报，不外借。那个年代，除了样板戏和《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几乎所有的古典书、外国书、文艺书，都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在禁书之列。我们三车间的金桐主任，曾经突然袭击，在一个周日的清晨，闯入我的宿舍，没收了我桌子上的《中国古代诗歌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及枕边的《海涅诗选》，并将我精心喂养的一缸金鱼，从四楼的窗口粗暴地扔了下去。

那是文化沙漠的年代，奇怪的是，一到傍晚，师傅们从各自的枕下、床底，像取出珍宝一样摸出那些书，然后就传开，并约定轮换的时间。那些书大多是残破的，封面卷了边，书脊开裂，细细粘补过——那是它们在那个年代里艰难存活的印记。印象中的书有《约翰·克利斯朵夫》《青年近卫军》《上尉的女儿》《日瓦戈医生》，以及手抄本书信体言情小说《七封信》、油印本《一双绣花鞋》等等。在机器单调的轰鸣背景音里，他们为我拉开了一扇又一扇沉重的门，门后是一个个由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普希金、契诃夫、果戈理、海明威们构成的星辰大海。

虽然，与师傅具体聊天的内容，大半都沉于忘川之中，而那一种在沙漠里见甘泉、知识与学问的滋味连带着那些场景，还是历久弥新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四楼的那个栏杆和长廊。工装上的铁屑还未抖净，食堂打好了饭菜，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聚集在那条长长的走廊。吃好饭，黄昏却是另一种“上菜”的开始。我们聚在四楼栏杆边，身体微微前倾，仿佛眼前有看不完的风景，思想渐渐探入一个更为辽阔的精神海域。这是一个“单身汉沙龙”，没有主席，没有议程，只有一群饥渴的灵魂在交换着精神食粮。

我后来常常想，他们给予我的，远不只是一份文学史或艺术史的目录。那是一种更为朴素的东西——一种生活的风格，一种读书人的品位，一种无法被工装包裹住的文化素养。它们像一种“无形的空气”，被我这个少年贪婪地吸入肺腑。他们让我明白，知识与美，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尊严，是任何风暴都无法剥夺的内在堡垒。

后来我终于考上了大学，成了他们口中“新一代”的大学生。当我坐在宽敞明亮的阶梯教室里，听教授们系统地讲授文学理论时，我惊奇地发现，那些概念、例证和故事，我竟一点都不感到陌生。老大学生们当年那些零散的、即兴的甚至有些偏激的谈话，早已为我铺设好了理解的轨道。我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一个带着问题与好奇的探寻者。我的大学精神背景，被他们用八年的时光，提前涂上了温润的、易于感光的底色。

许多年过去了，工厂早已倒闭，四楼的宿舍楼可能也已拆除。那些老大学生，大多已过了古稀之年，散落在天南海北。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想念那个物质匮乏却精神丰饶的时代切片。在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知识本真的魅力——它不是敲门砖，不是装饰品，不是争头衔与换利益的交易品，而是一种自我救赎与抵抗的力量。他们用自己微弱的荧光，照亮了一个少年的精神出路，也让我懂得：不仅真正的教养，往往发生在课堂之外，发生在那些无目的、无功利的交谈之中，而且，生命的季节何等重要，无论如何也不要在该播撒种子的时节，枯干了心田；无论如何，在无数茫茫的夜色里，都不该没有一次想到要抬起头来，寻找星星的微光。

2026年8月于贵阳孔学堂（感谢东方机床厂的同学张迎五、黎阳、杨子江参与回忆）

原标题：《胡晓明：想念那些老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