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位“好玩”馆长

让孩子们觉得“好玩”并愿意去探索，是倪馆长主要工作的目标。

记者 | 吴雪

倪闽景

他最喜欢讲的故事，是关于一颗苹果。

三十多年前，倪闽景在上海复兴中学的物理课上讲电阻，随口提到人体穴 位之间电阻很小。这在大多数课堂里，不过是一句淹没在公式与考点中的闲笔。但有位学生并不认同老师的观点，站了起来：“老师，你讲得不一定对，我要做实验。”

他当真拿来仪器测量不同穴位的电阻，结论是果然很小。后来在测完苹果的电阻后，甚至捣鼓出一台无创检测苹果甜度的仪器——不用榨汁，一碰就知道甜不甜。

如今，坐在上海科技馆的馆长办公室里，倪闽景提起这段往事，若有所思。“我从来没教过他要做苹果实验。创新不是我要创新，是他自己好奇，自己动手，自己发现，把一个从来没有的现象变成应用——这叫生成性。”在倪闽景看来，好奇心是起点，自主性是引擎，创新是途中偶然撞见的风景。

这就不得不提另一个故事：2026年初夏，倪闽景到展区巡馆，在“材料魔方”区域看见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蹲在一块金属板前，反复将一枚硬币掷向板面，每次落地发出清脆而略有差异的回响。母亲数次催促“去看下一个”，男孩充耳不闻。15分钟后，他激动地说：“妈妈，这块板每个地方的密度不一样！”

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场景，让不远处观察的倪闽景伫立良久。在他看来，这个孩子拥有一种当代儿童身上日渐稀缺的品质：自主性。不是被安排好的探索路线，而是一个人对一个未知对象发自内心的、不计时间成本的沉浸。

两个场景，相隔三十余年。但测苹果的孩子和听声音的男孩，都在做同一件事——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向未知发问。

2026年6月，《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这位做了几十年教育工作的馆长，起码说了一二十次“好玩”。让孩子们觉得“好玩”并愿意去探索，是倪馆长主要工作的目标。

物理教师出身的倪闽景，在2023年春天接手上海科技馆时，正值这座科普综合体启动闭馆升级改造。从教委办公楼走进空荡荡的场馆，他的第一个想法是：“闭馆三年，科普不能停。”于是他开始在厨房里拍实验视频，用彩虹糖做花纹，用胡椒粉演示表面张力，账号取名“馆长和他的实验朋友们”。

有人称他“网红馆长”，他纠正：“我是实验馆长。”这三年来，他从物理讲台到三座场馆，始终在为这种“蹲下来”的时刻寻找制度与空间的容身之处，也在琢磨一个问题：当AI可以考满分、机器能够替代大多数技能时，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

稻堆里的洞

一个教育者的原点

20世纪70年代，浙江嘉善，一个临河村庄。秋收过后，稻场上隆起一座座金黄色的稻堆。年幼的倪闽景与伙伴们钻入稻堆，用双手挖出洞穴，用稻草搭建支撑结构，反复试探怎样的拱形才不会坍塌；也藏身洞中，聆听外面风声、人声层层过滤后的回响。

那个年代的田野没有安全围栏，也没有成人全程监护。孩子们在河渠中游泳、在田埂上追逐、在稻草堆里探险，每一种游戏都包含着真实的物理法则与真实的风险——稻堆会塌，渠水会呛，奔跑会摔，但正是这些毫不“无菌”的日常，让他和伙伴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隐秘王国”。这座“王国”是一个允许坍塌、但必须自己重建的空间。每一次失败都逼着他们重新观察、调整与协作。

多年后，回望这段经历，倪闽景感慨的不仅是稻堆里的冒险，更是两代人成长逻辑的翻转：“以前生活条件那么差，反而有自主；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反而空间小了。"独生子女被过度聚焦，家长过滤掉风险的同时也过滤掉了试错和重建的机会，而自主性恰恰是在“可能出错”的实践中长出来的。

来自田野里悟出的朴素道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不断被印证。1985年，倪闽景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第一次读到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这部科学哲学著作给了他一次观念上的震撼。“以前总以为科学代表正确。但这本书告诉我，科学的本质是‘可证伪’，任何理论若无法被证明为错，便不属于科学。”

稻堆里的试错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让倪闽景的直觉上升为方法论：科学精神的精髓，不在于背诵正确的结论，而在于敢于质疑、主动挑战，并在自主思考中坦然试错。一个害怕犯错的人，不可能产出真正的创新；一个不允许犯错的环境，也不可能孕育真正的科学家。

倪闽景

倪闽景大学毕业后，面临两个职业选择：舞台灯光设计师，或高中物理教师。他选了后者。此后的18年，他站在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的讲台上，面对一届又一届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那个关于“坍塌与重建”的信条。

在复兴中学，他推动创建了“自主物理实验室”，那里没有预设的实验步骤，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可以研究“彩色的影子”，也可以好奇地测量苹果的“穴道”。而在教学方法上，他也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激励秘籍。但凡物理成绩进步20名的孩子，他自掏腰包请全班吃大餐；如果全班齐头并进，他就带大家去打保龄球。“做老师那18年，是我幸福感最爆棚的时候。”

真正让他的教育观完成闭环的，是关于“最后一名”的顿悟。他一度痛苦于一个问题：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孩子，是否不公平？后来他豁然开朗。第一名得到表扬，失去的是直面批评的机会；最后一名承受批评，收获的却是抗挫折的韧性。

好奇心背后

自主性的教育学

讲台上的18年，让他把“坍塌与重建”的童年哲学，内化为一套关于成长与评价的完整信念。而当他离开讲台，走进一座更广阔的“课堂”时，这套信念又被推向了新的纵深。

2023年3月，倪闽景接任上海科技馆馆长。一个月后，这座累计接待观众逾八千万人次的科普殿堂宣布闭馆大修，是全球科技馆中单次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实体空间关闭，但科普不能停摆。倪闽景开动脑筋，大步创新，开设了新媒体栏目“馆长和他的实验朋友们”。

他立下目标：发布至少1000个实验，让每一个都成为点燃好奇心的火种。闭馆三年间，他频繁出席各类公众活动，谈论科学精神、探讨AI教育、演示家庭实验。他的核心观点逐渐清晰：自主性比好奇心更重要。“好奇心每个小孩都有，但最重要的是自主性。有了自主性，好奇心才会有行动力。”

他观察到，当代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自主性的萎缩，孩子捡到一块石头如获至宝，几千元的玩具反被弃之一旁。这种成人无法理解的选择，恰恰是自主性的体现。

自主性如何生长？倪闽景认为，它不是被“培养”出来的，只能在真实互动中生成。孩子与同伴的摩擦、运动中的磕碰，这些让家长揪心的时刻，反而是自主性破土而出的缝隙。“自主性不是赋予的，是生成的。”他反复强调。生成，意味着它无法靠外部灌输完成，而必须在具体的关系与行动中自我生长。

他用“课程”与“博物馆”的对比来理解这种差异：课程是一条预设的跑道，跑得快慢决定分数；博物馆则是一片开放的原野，你可以驻足、停留，也可以凭自己的节奏穿行。两者各有价值——跑道训练效率与精准，原野孕育好奇与选择。教育的平衡，不在于用跑道取代原野，而在于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二者之间自由往返。

倪闽景（左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本·费林加与孩子一起做实验

打开库房

把博物馆送到孩子身边

离开讲台后，倪闽景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课堂——三座亚洲顶级科普场馆。

2026年马年春节，上海科技馆启动试开放。十大常设展区、405组互动展项，展品原创率高达87%。倪闽景为这场回归设定了三个声音指标：“我们期待有三种声音会在科技馆反复出现。第一个是‘哇’，代表看到了有趣的展项；第二个是‘哦’，代表明白了科学原理；第三个是‘咦’，代表产生了新的好奇。”

2001年开馆时的“智慧之光”展区被完整保留，66个体验项目25年未曾更替。“经典的永远经典。”观众测评显示，这是公众最喜爱的展区。

但他最在意的，是一个一千多平方米全新空间明日科创营的核心课程品牌“来做实验吧”。“这个‘吧’就是英文‘bar’的意思，它是一个开放给公众做实验的空间。”这一设计呼应了他33年前在复兴中学创立的“自主物理实验室”，不同之处在于受众从高中生扩展至全年龄段。这个空间传递的理念很清晰，科学教育不是展品的单向陈列，而是公众的亲身参与。

闭馆三年期间，倪闽景还推动了“一平方米博物馆”计划——将馆藏标本和展品送到学校，搭建一平方米的微型展览，引导学生在“一平方米博物馆”中实现自身与知识的联结。“要解决的是孩子对博物馆没有感情的问题。教育最重要的是关系。怎么建立情感？跟学生有黏性互动很重要。”截至目前，全市共推出约100个“一平方米博物馆”。

倪闽景与学生们一起做实验

这一计划效果远超预期。2025年9月，上海博世凯外国语学校启动了一座以亚洲象标本为核心的“一平方米博物馆”。这头来自云南的亚洲象标本从上海自然博物馆运来，全校师生为其取名“森宝”。学期结束需要搬回时，校方拒绝放行，还是趁着假期才完成搬回。

倪闽景在“馆长面对面”环节与同学们交流时，分享了一个关于“生命三次死亡”的观点：“大象自然死亡是第一次，躯体消失是第二次，被遗忘是第三次。现在它成了标本，被你们爱着、记着，就永远'活着'。”他认为，以往这类大型标本多藏于博物馆，孩子们一年难见几次，现在放在校园里，它能天天陪伴孩子，建立更深的情感连接。

他还提出“藏品倍增计划”，每五年让藏品数量翻一番。上海科技馆目前拥有31.5万件藏品，与大英自然博物馆差距悬殊。他的对策是“万物可藏”。

2026年7月18日，上海科技馆正式启动新一轮社会藏品征集。有机构送来攀登过珠峰的机器人，有收藏家送来1905年的雷明顿打字机。“馆庆日那天，如果带一样东西过来免门票。一天来1万人，不是1万件东西就有了吗？”

关于软件与硬件的“全息收藏”，倪闽景也有前瞻性思考。“BB机可以收藏，但呼叫台已经没了。你光收一个BB机，后人看不懂。”他认为，科技馆必须建立一种“环境收藏”的理念，将设备、系统、使用场景一并留存，才能真正记录科技史的全貌。目前国内在这一领域几乎空白。

创新是长出来

不是挑出来的

“把实验室还给公众”是空间层面的答案，关于“人”的答案，倪闽景琢磨得更远。在他眼中，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逻辑，与当下盛行的“掐尖”选拔机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倪闽景对创新人才有三个基本判断，每一个都直指传统观念的痛点。

第一个判断是智商不是决定因素。爱因斯坦幼年被认为迟钝，爱迪生曾是班上最后一名，屠呦呦、陈景润也远非机敏过人之辈。一个有趣的统计是，诺贝尔奖得主中，学生时代考最后一名的远比考第一名的人要多。

其二是创新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涌现”出来的。正如太平洋上一朵气流，没人能预言它会发展成台风；台风最终成形，由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环境、温度、水汽共同塑造。人的成长也是如此。一个孩子未来的成就，无法在起点被精准锁定，更不可能通过层层选拔预先“圈定”。

其三，多样性是创新最肥沃的土壤。最聪明的孩子和最不聪明的孩子坐在一起，本身就是在互相学习。顶尖学生思路凝练、跳跃性强，很难想到那些“笨问题”，而恰恰是这些看似笨拙的提问，有时能打破思维定式。单一化选拔只会让思维趋同，而趋同是创新最大的敌人。

一个著名研究印证了这三个判断。1921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筛选出全美最聪明的1528名儿童，进行了长达50年的追踪。结果令人震惊，这些被公认为“天才”的孩子，最终成长为顶尖创新人才的，一个都没有。

倪闽景由此推导出一个关于“寻找”的比喻：如果房间里藏着一件宝物，但谁也不知道具体位置，是只让考试第一名进去找更有可能找到，还是让所有人一起进去找？答案不言自明。那个最终找到宝物的人，就是所谓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一过程无关智商排序，只关乎覆盖的广度。“掐尖”的逻辑，恰恰是把绝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而这绝大多数人里，很可能就藏着未来的突破者。

倪闽景作《实验是科学教育最好的样子》报告

过去几十年，教育体系培养了能快速学习、高效执行的人才，这种模式在当时是有效的。但当一个国家走到科技前沿，就必须转向真正的创新驱动。教育逻辑必须从“选拔少数人去拆解已知”，转向“激励所有人去探索未知”。

面对人工智能，倪闽景保持清醒。市面上多数AI学伴产品仍在为应试服务，把刷题效率推到极致。在他看来，AI真正的价值在于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每个孩子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路径。

但技术的边界也必须说清楚：AI无法替代人的大脑，更无法替代人类的好奇心与突破边界的勇气。教育的核心始终是培养“人”的素养，而不是把人训练成更高效的机器。

问及给自己当馆长的评分，倪闽景给出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及格。他解释这并非自谦，他本质上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非专业的博物馆人。上海科技馆的定位是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学博物馆集群，在他眼中，能够与国际顶尖大馆平等对话，够得上及格线；而要做到引领，还有明显差距。

从稻堆里的洞穴，到复旦的物理课堂，到复兴中学那间没有标准答案的自主实验室，再到如今三座亚洲顶级的科普场馆，倪闽景用大半生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圆。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为孩子留下一个可以亲手挖掘、自由建造的空间。

而创新，不过是一个有自主性的人，在行动中撞上的那堵墙——墙倒了，路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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