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狱中住套房开奔驰，运作出狱再杀人！大连"虎豹"覆灭始末

2000年4月7日正午，大连开发区维也纳洗浴中心的旋转门前，几辆出租车急刹而止，车门洞开，涌下几十条汉子。

为首一人从怀中抽出猎枪，枪管尚带着体温，便对准人群扣动了扳机。两声闷响过后，一条人命当场交代，另一人捂着汩汩冒血的伤口栽倒在地。

开枪者面无表情地收起枪，在众目睽睽之下钻进轿车扬长而去。没有人敢拦他，因为道上的人都认得那张脸——"虎豹"邹显卫。而此刻距离他从监狱"保外就医"重获自由，仅仅过去一个月。

邹显卫，1963年生于大连市金州区，自幼生得膀大腰圆，比同龄人高出半个头。他不爱读书，独好逞勇斗狠，拳头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语言。

1979年9月，年仅十六岁的邹显卫因持刀伤人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这是他第一次品尝铁窗滋味，却远非最后一次。1983年4月，他又因流氓罪被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两次入狱非但没有让他洗心革面，反而让他在社会边缘的泥沼里越陷越深，结识了一批鸡鸣狗之徒。

八十年代中后期，邹显卫出狱后恰逢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初兴，歌舞厅、夜总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他嗅到了其中的暴利，也深知这种场子三教九流汇聚，没有硬手腕根本镇不住场子。

他拿出全部积蓄，在开发区开办了一家歌舞厅。开张伊始，他便有意网罗一批两劳释解人员、地痞流氓，以"兄弟"相称，吃喝一体，遇事齐上。渐渐地，"虎豹"的名号在开发区黑道上叫响了，手下人马越聚越多，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就此成型。不到十年，邹显卫的资产已逾千万，歌舞厅、餐饮、娱乐项目遍地开花，他在金州开发区的黑道上稳稳占据了一席之地。

1992年10月19日，一场改变许多人命运的火拼爆发了。

邹显卫纠集七名同伙，手持猎枪、藏刀、木棒等凶器，与另一团伙头目高福崇、常福胜在街头遭遇。双方数十人混战成一团，邹显卫在乱阵中找准时机，持猎枪逼近高福崇，毫不犹豫地连扣两次扳机。高福崇左腿动静脉破裂，急性大出血，当场毙命；常福胜也在混战中被打成重伤。邹显卫见出了人命，连夜逃往国外躲避，然而语言不通，生计无着，一年后他又偷偷潜回大连。1994年3月，警方将其擒获，这个恶徒总算暂时落入了法网。

1995年4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流氓罪、非法拘禁罪判处邹显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书上的"死刑"二字，似乎已为他的罪恶一生画上了句号，然而邹显卫的党羽并未坐以待毙，他们四处活动，买通某些官员为其说情。更关键的是，邹显卫在羁押期间向看守所管教检举了同监室另一犯罪嫌疑人的更深案底，警方循此线索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法院认定其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1995年11月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以"重大立功"为由将死刑改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邹显卫在鬼门关前硬生生把命捡了回来。

按照终审判决，邹显卫应押往辽宁省瓦房店监狱服刑，但就在此时，一只无形的手开始拨弄司法的天平。

邹显卫的一个老板朋友受托，给大连监狱长谢红军送去了五千元人民币。区区五千元，在九十年代末不算小数目，却也不算巨款，然而正是这笔钱，让谢红军动了心思。1996年4月3日，邹显卫被转到了大连监狱。入狱后不久，他又将一套八十多平方米、精心装修的楼房送给了谢红军。谢红军笑纳了这份厚礼，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谢红军深知邹显卫在社会上经商多年、结交甚广，便将其调往监狱刚成立的公司，任命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主管业务。

邹显卫果然不负所望，仅仅通过电话联系，就在狱中为大连监狱揽到了不少工程，监狱创收上百万元，领导们的腰包也随之鼓了起来。

在谢红军和犯人们心目中，"虎豹"成了监狱里的财神爷。从此，邹显卫可以经常与谢红军在一起吃吃喝喝、称兄道弟，甚至可以开着谢红军的奔驰轿车随意进出监狱大门。他的妻子、孩子可以随时来监狱探望，更荒唐的是，社会上的卖淫女只需一个电话，便由谢红军的奔驰车接送，直入高墙之内供其嫖宿。

为了安置这位"特殊犯人"，谢红军授意腾出一处远离普通牢房的独门独院两室套房，专供邹显卫居住。卧室内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一应俱全，还安装了叫人电钮，隔壁房间两名犯人作为勤杂员随时听候差遣，就连监狱民警也经常为其买粮买菜。

邹显卫在高墙之内过上了"帝王"般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金钱铺就的。他曾连续四年在春节前送给谢红军共计五十四万元，副监狱长汪永明、四监区长于景波也各得一万元红包。谢红军拍着胸脯说："咱们现在都不是外人了，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

然而邹显卫并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是彻底自由。

1997年7月，他向谢红军提出减刑要求。谢红军立即召集副监狱长汪永明、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监区大队长于景波等人开会，认真研究如何帮邹显卫减刑。于景波受命，仅用一夜时间便伪造了齐备的服刑表现、考核、立功表现材料。其中一份立功材料编造了1997年5月5日监狱车间大火时，邹显卫奋不顾身带领犯人扑灭大火、避免重大损失的谎言——而事实上，那天邹显卫正开着奔驰车在大连市内逍遥。

材料还无中生有地称他1996年被表扬三次、记功一次，年底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1997年被表扬两次、记功两次、记大功两次。

在谢红军等人的极力"推荐"和某些官员的疏通下，1997年12月10日，邹显卫由死缓减为有期徒刑十七年，还因"立功表现"被评为辽宁省劳改积极分子。1999年3月，他又获得减刑一年零十一个月的"奖赏"，服刑时间从十七年减到十五年。

刑期虽在缩短，但邹显卫已等不及了，他要"保外就医"，要不受任何限制地回到社会。

谢红军再次召集心腹商议，最后达成一致：只有说邹显卫得了精神病才能达到目的。他们指点邹显卫在监狱里装疯卖傻，拉出一副见人就要杀要剐的架势；同时派人在大连市内某医院找到一位患脑瘤病的患者，由该患者代替邹显卫拍了脑部核磁共振的片子。

1999年11月22日，大连监狱以"邹显卫患脑肿瘤、拟决定保外就医"为由，向大连市南关岭地区检察院发去请示函。南关岭检察院检察长董吉运收了邹显卫朋友两万元贿赂，未给邹显卫做脑部复检，便依据那张张冠李戴的片子出具了"同意保外就医"的书面意见。

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以没有司法鉴定为由拒批，谢红军又买通辽宁省某精神病鉴定中心，在送上羊绒衫和高档照相机、好吃好喝伺候一番后，该中心得出了"颅脑外伤性精神病，暂无服刑能力"的司法鉴定结论。2000年3月，邹显卫在众贪官的一手策划下，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出狱后的邹显卫更加肆无忌惮。他长期"免费"占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客房，强行索取他人财物十余万元，强占他人价值三十四点五万元的轿车一辆。他网罗于政龙、王振毅、岑全玖等人为骨干，将两劳释解人员、地痞流氓招至麾下，在开发区和金州区的娱乐场所、生产经营场所招摇出没，统一着装、集中居住，收取保护费，逐渐发展成上百人的涉黑暴力团伙。

道上的人见他杀了人没判死刑，反倒能从监狱里随便出来，皆知其背后靠山绝非一般人，所到之处无人敢拒绝他的要求。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

2000年4月7日那场维也纳洗浴中心的枪声，终于将这只"虎豹"的嚣张气焰推向了顶点，也敲响了覆灭的丧钟。

枪响之后，邹显卫更名改姓，在金州等地躲藏起来。2001年初，在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斗争中，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将邹显卫及其团伙骨干于政龙等人抓获归案。2001年3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处邹显卫死刑立即执行。

就在死刑执行令即将下达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宏到沈阳视察，闻听"虎豹"一案详情后拍案而起："马上到大连去，刀下留人，这个'虎豹'现在不能杀，要彻底查清此案背后的东西！"

辽宁省检察院办案人当即赶往大连，连夜提审邹显卫。邹显卫只撂下一句话："要想让我开口，就从这儿把我带走。"案情紧急，经辽宁省委主管政法的领导出面协调，邹显卫被从大连押解到沈阳。在随后的审讯中，谢红军、汪永明、杨福玉、于景波、董吉运等一大串贪婪腐败的司法工作人员被逐一牵出，一桩震惊全国的司法腐败大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2003年4月14日至17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大连市最大、情节极其恶劣的"虎豹"黑社会团伙案。

法庭之上，邹显卫头发灰白，双手被铐，背部微驼，步履艰难，昔日"虎豹"的彪悍凶残已荡然无存。

2003年7月22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邹显卫及其骨干成员陈德政死刑。二人不服上诉，2003年10月23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下达执行死刑命令。

2003年11月3日，正义的枪声结束了邹显卫罪恶的一生。同年11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谢红军等三人公开宣判：原大连监狱监狱长谢红军受贿、徇私舞弊减刑、私放在押人员，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四监区监区长于景波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副监狱长汪永明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从十六岁持刀伤人到四十岁时被枪决，邹显卫用二十四年时间演绎了一段从街头混混到黑老大、从死刑犯到狱中"帝王"、再从"保外就医"到再次杀人的荒诞而血腥的人生。

他的覆灭，不仅是个人的罪有应得，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年代司法腐败的暗角与黑洞。

当金钱可以打通监狱的高墙，当猎枪可以在洗浴中心公然轰鸣，当"脑瘤"诊断书可以成为杀人犯的护身符，法治的尊严便被践踏得体无完肤。

所幸，赵宏副检察长那一声"刀下留人"的拍案，最终让真相穿透了层层黑幕；所幸，严打整治的雷霆之势，最终让"虎豹"及其背后的保护伞一同折戟沉沙。

今日之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将"打伞破网"作为重中之重，邹显卫式的荒诞剧绝不可能重演。高墙之内，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法治之下，再无"虎豹"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