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72年7月7日，南京一处住所内，王平接到通知，终于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离开领导岗位五年后，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他甚至有些不敢相信。只是，回家并不等于完全恢复自由，活动范围仍被限定在南京。
那段日子，王平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家中没有来往不断的客人，他大多看书、读报，等待组织上的进一步安排。原南京军事学院已于1969年撤销，他曾经的工作单位不复存在，新的职务也尚未明确。
冷清，是最直观的感受。
过去，王平担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时，老战友和部下偶尔会登门拜访。此时，许多人却选择避开。问题尚未彻底落实，谁也不愿在这种时候与他走得太近。原来担任过他副手的詹大南，也只是让警卫员在晚上送来一块肉，既表达关心，又尽量不引人注意。
这种谨慎，并不完全代表个人态度。特殊年代里，干部之间的交往往往受到严格限制。一旦被认为与某个“有问题”的人来往，自己也可能受到牵连。对王平来说，真正难受的不是生活清苦，而是许多熟悉的人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保持距离。
王平后来回忆，军区领导也不敢同他接触，控制十分严格。这里的“军区领导”，并非没有人了解情况，而是即便有人认为其中存在不实之处，也很难凭个人力量改变既定处理方式。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的回忆，提供了一个侧面。当时，军区司令员曾关心王平的问题，并让肖永银协助处理。面对一些材料，肖永银经过了解后，明确指出其中有不少子虚乌有之处。他的态度，对王平无疑是一种帮助，只是这些情况未必能够及时传到当事人耳中。
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军区领导能够核查材料，却不能独自决定一个高级干部的最终结论。1972年，随着一批干部的历史问题陆续得到处理，王平的情况也出现转机，但仍有部分问题没有完全收尾。因此，他虽然回到家中，生活上的限制依旧没有立即解除。
有意思的是，王平后来前往北京，反而比留在南京更为自在。1972年8月，他因工作安排到北京居住，前后大约三四个月。北京没有南京那样的活动限制，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听说后前来探望。对一个长期处于孤立状态的人来说，这些来访不仅是叙旧，也说明过去的关系并未全部断裂。
然而，从1972年7月回到南京，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前后，王平始终没有见到南京军区原有的主要负责人。军政关系与私人情谊，在那段时期被清楚地分割开来。即便彼此曾经共事，现实中的一步往来，也可能变得十分艰难。
转折出现在丁盛到任之后。
丁盛是王平的老部下，两人早在1934年便相识。那时，王平担任红三军团第十一团政治委员，娄山关战斗后，丁盛调到该团担任连指导员。后来两人分别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工作地点虽不总在一起，但这段上下级关系一直保留下来。
抗美援朝时期，王平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丁盛率领的第五十四军编入第二十兵团，两人再次形成上下级关系。丁盛曾说过：“我们关系都很好。”这句话不复杂，却点出了他们交往的基础：既有战场上的共同经历，也有多年形成的信任。
丁盛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后，主动到王平家中看望，还邀请他到自己家吃饭。席间，他没有把王平当成一个需要回避的人，而是像对待老首长一样交往。丁盛还让王平看一些文件，并对他说：“没事可以多走动走动。”
这几句话的分量不轻。它不仅意味着私人关系上的尊重，也意味着王平在南京的活动限制得到放宽。过去不敢登门的人，逐渐可以正常来往；王平想去哪里，也不再处处受到限制。一个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态度，改变了他身边那种人人谨慎的气氛。
当然，丁盛的做法并不等于所有历史问题在一夜之间全部解决。它更多体现为一种现实中的支持：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给一位老同志以正常待遇，也让外界明白，王平的问题不能被简单化处理。
1974年4月，王平重新获得工作安排，先后在炮兵、武汉军区和总后勤部等单位任职。那段长期沉寂的生活，终于被新的工作重新打破。对他而言，丁盛那次登门和那顿饭，并非普通的老友聚会，而是漫长等待中一个清晰可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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