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百色涉黑案：被告人朱辉被刑讯逼供后，死在了庭审期间

01
我代理的南阳淅川案，有两个被告人孟相峰与王高峰，他们在还没开庭就死了，这已经够让人窒息了，我原以为这世上不会再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了。
直到我看到了朱辉死亡的消息。
广西百色中院正在开庭审理的朱广成等人涉黑案，第三被告人朱辉，2026年9月2日凌晨突然离世。
朱辉不是死在看守所，不是死在指居点，而是死在开庭期间。
庭开着开着，人却没了，还有比这更悲哀的消息么。
朱辉从2022年6月被带走，到2026年9月死亡，整整四年零三个月。朱辉在案发前四年前也即是2018年做了换肝手术，手术后需要定时服用抗排异药物，一天不吃免疫系统就会攻击移植的肝脏，人会死。可办案人员干了什么？他们停了他的药，他们不是不知道，是明知。同步录音录像里清清楚楚，办案人员对他的病情和用药需求一清二楚，然后刻意停药，还骂他装病。
一个换过肝的人不用药就会死，这不是感冒发烧流鼻涕，这是器官移植。在这些办案人员的认知里，大概只有断胳膊断腿或者病得奄奄一息只有出的气没有进行气的时间才叫病，剩下的都是装。
朱辉停药还不够，还有饿、冻、困、辱骂、殴打，一个换肝的病人，在指居期间却被这样对待。他的肝功能是怎么一点点坏掉的，他的肺是怎么一步步恶化的，没有人知道细节，但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了，那就是他死了。
时间线更能说明问题。2023年3月10日之前，办案单位就已经知道朱辉肺病恶化，需要立即就医。但他们没有告知本人，没有告知家属，也没有变更强制措施，他们选择沉默，三四个月拖过去，拖成不可逆转。
2024年7月11日，百色中院终于给他办了取保。晚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取保之后才去检查，肺癌，已经不能手术。
丧失手术机会，这五个字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肿瘤已经扩散到无法切除的地步了，医生能做的只剩下化疗和药物续命。一个本来开一刀就能好好活着的人，被拖成了晚期。那张取保候审决定书，有效期比他的余生还长。
最让人心碎的是，朱辉在2026年8月31日，离世前一天，还坚持在医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庭审。一条一条驳起诉书里的错误，讲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经过。肺癌晚期，戴着氧气管，可能连说话都要花很大力气，他还在说：我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9月2日凌晨，朱辉死了。庭审还在继续，他的位置空了。
朱辉的辩护人金琳律师和彭晔律师发了一份声明，提出了三点意见：对朱辉死因启动鉴定程序，追究刑讯逼供者的责任；对朱辉启动缺席审理，查明事实还他清白；对朱辉的弟弟朱茂取保候审。朱茂2022年9月被羁押，妻子病故，留下三个未成年子女无人抚养，还有七旬老母。一个家庭，兄弟两人都被关着，三个孩子没了妈，父亲还在看守所，奶奶七十岁。

法庭上那个空着的被告人席位，放着的不是案卷，是一个破碎家庭的全部重量。
而这个案子有49名被告人，系统性、大规模的刑讯逼供指控，朱辉只是走到了最前面的那一个。
02
现在我要说说指居这个东西。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法律上说是“监视居住”的一种，但对很多被指居的人来说，它就是刑讯逼供的温床。把人带到一个指定的地方，通常是酒店、宾馆、招待所，与外隔绝，通信中断，律师见不到，家属联系不上。吃穿住行全在办案人员眼皮底下，24小时不间断监视。
被指居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
指居期间，没有看守所的制度约束，没有驻所检察官的监督，没有标准的监控管理制度。有的只是一个酒店房间，几个办案人员，和一套见不得光的审讯方式。朱辉的经历不是个例，是这套制度的“标准操作”。停药、饿饭、冻人、不让睡觉、言语辱骂、肢体殴打，这些刑讯逼供的手段在指居点里轮番上演，目的只有一个：要你签那一页口供。你不签，就一直监视下去。
指居比逮捕可怕的地方在于，逮捕的场所是看守所，有围墙、电网、武警，是法定的羁押场所，而指居的场所可以是任何一个没有标识的房间。
法治最怕模糊地带，模糊即权力，权力无边界，腐败和暴力就会像霉菌一样在潮湿的角落里疯长。
朱辉是死在指居的后遗症里的，停药那段时间埋下的隐患，后面每一步都在引爆它。
有一种荒谬，叫“案结事了”。可现实中常常是“人了案结”，—人没了，案子就结了，一了百了。
死人不会说话，不会上诉，不会给谁添麻烦，所以有些人希望他死。死了就不能打乱庭审节奏，不能在法庭上讲自己怎么被停药、怎么被打，然后像一颗肿瘤一样从案卷里被切掉，然后所有人继续走流程。
03
孟相峰死了，王高峰死了，朱辉死了。还有很多人正在死的过程中，在指居点里，在应急医院里，在ICU里，在去开庭的路上。
淅川案的被告人冀晓梅的癌细胞还在她的身体里扩散。2025年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理是恶性，医嘱要求扩大切除。三甲医院的专家看了病历说，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癌细胞会顺着淋巴和血液转移到盆腔、肺、肝脏、骨骼，直至全身，然后是消瘦、器官衰竭、剧痛、死亡。可冀晓梅这个手术至今没有做。律师的取保申请一份份递上去，又一份份沉下去，可至今没有被取保，没有动手术。现在冀晓梅还在等，是让她等癌细胞先走一步，还是等“接到病危通知”？
百色的法官们，你们收到朱辉死亡通知的时候，心里有没有被触动一下？看到那个空座位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屏幕那头他用尽力气说的那句话？下一次决定要不要对同案被告人取保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等到那个人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一条腿已经踏进棺材了才作决定。
朱辉的肺癌是拖出来的，他的死是拖出来的，连他那份取保都是拖出来的，拖到只剩一口气，拖到手术机会归零，拖到取保成了临终关怀，拖到“自由”两个字变成往生之礼。
这是对“取保候审”四个字最恶毒的嘲弄，也是最无声的控诉。
而对那些还在等、还在拖的人，头顶的太阳还亮着，你们抬头的时候，不会觉得刺眼吗？
百色的庭审还在继续，49名被告人，去掉一个，还剩48个座位。可对于朱辉的家人来说，世界已经空了。对于每一个还在等待判决的被告人来说，那个空座位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下一个，可能就是我。
有些人总说，司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可如果这道防线要用一条条人命来浇筑，要用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来堆砌，那它守护的到底是什么？是把人拖死在程序里的权力，还是让人活着等到清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