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他被北大“遣返原籍”后，辅导许多孩子考上了大学

陆建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

文 | 陆建德

前些年很多人都在回忆恢复高考后自己的人生转折，我有点耽搁，也想刷新高考记忆中一位抹不掉的人物。

从杭州刀茅巷走进浙江大学家属宿舍建德村朝西的大门，右边四排二层砖木楼房是丁种（计划经济时代，浙江大学家属宿舍按面积大小、户型设计来建造分类，甲种最大，规格最高，乙、丙逐级递减）。好友刘健比我大一岁，住丁种七号，在朝南第一排。我家所在的甲种位于建德村的东北端，两家隔了一段距离。我在刀茅巷小学（原称海星小学，法国仁爱会1928年创办）就读时刘健上黄肉巷小学，放学回家从未一起玩过。初中我们就近入学，分配到只设初中的钱江中学，同校不同班。一九七〇年毕业后同属“因病留城”的待业青年，交往就多起来，尤其是从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开始，我们经常串门，下围棋，打桥牌，交换私人收藏或来源不明的各种图书，还一同去无锡、苏州、上海和西天目山旅游。某个暑期我们傍晚骑着自行车去浙江大学里学日语，阶梯大教室里挤满了人，可惜坚持了两三个星期就知难而退了。

刘健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村里人都跟着他的家人叫他毛大。毛大父亲刘懋涛籍贯江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七十年代曾任系主任；母亲黄桂香是温州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就职浙江大学教基础化学，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后转华家池浙江农学院，即原先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她待人和善是出了名的。毛大家还住着一位带残疾的娘舅。一九七七年传来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社会上流行各种辅导材料。一些跃跃欲试的年轻人发现没有什么数学和物理的题目能难倒毛大娘舅，不断登门请他答疑解难。一九七八年夏，毛大和他妹妹、弟弟分别考取浙江农业大学（现称浙江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和上海海运学院（现上海海事大学），一时传为美谈。于是有的落榜考生和家长到他家取经，请他定期辅导的人就更多了。毛大父亲在家沉默寡语，工作又忙，儿女不大敢向他求教。

毛大母亲有四五个弟弟，其中之一就是跟她一家住的黄焕栋。他小名阿栋，五十年代从温州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听说毕业前不久做实验时发生事故，双眼受伤，视力极差，几乎失明。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有过一些“不当”言论，被打成“学生右派”。北京大学将这位行动不便的学生“遣返原籍”，从此他就落脚建德村，幸运的是还报上了户口。根据沈克琦先生的调查统计，一九五八年三月，北京大学物理系共有“学生右派”一百四十四人。在这份名单里找得到“黄焕栋”的名字，他是物理系物理专业的，一九五三级，一九五八年春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详见沈克琦、赵凯华主编的《北大物理九十年》中“右派分子”名录）。如果他考入北京大学时十八岁，那么他约生于一九三五年。或许因为他的眼疾，校方开恩，没有把他送去“劳动教育”或加以其他形式的处罚，“遣返原籍”，在杭州而非温州，不算严厉。

北京大学 物理北楼， 1952—1960年物理系所在处

在建德村的孩子中，黄焕栋以“瞎子娘舅”（ 当时社会文明程度不足，现在对身体有伤疾人士不再使用这种歧视语言 ）闻名。我们当面客气一点，叫他阿栋娘舅，或随毛大直呼他娘舅。他的小床就在毛大家楼下客堂间西侧，贴墙，紧挨着南窗下一张油漆已剥落的书桌。他常抽烟，牙齿都有点熏黑了，可见他有些来自他几位兄弟和大姐的零用钱。

一九七一年年初至一九七三年，我在杭州下城区的潮鸣街道办事处参与“敌伪档案整理”，每月领取十五元津贴。那是一段难得的阅历，不过连同一九七四年去杭州衡器厂翻砂车间做临时工，因一张后来补开的证明被人事干部丢失，都未能算入自己的工龄。那两年我和其他几名待业青年一起，在潮鸣派出所阅读了大量档案，将辖区内敌伪人员、“五类分子”和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组织”的居民编造成册，填写有关内容。娘舅的档案厚厚两袋，我也翻阅过，绝大多数是各种表格和思想汇报。奇怪的是我竟然找不到北京大学宣布他为“右派”的正式书面材料，也就是说，北京大学物理系很可能只是根据他的片言只语，将他列为“右派学生”，没有形成正式的文字决议。这种决定一生前途的大事，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无足轻重。另一可能是校方或系里存有处理文件，因办事人员的疏忽，未放入他的档案。那段时期我也长了见识，原来“右派”只是一个统称，内部还分级别，娘舅虽“右”，却不像建德村里的“大右派”董太和先生，不大上档次。当时我和毛大没有深交，不然我一定会记得，一九七二年年初尼克松访问杭州，娘舅是不是跟“五类分子”或村里的门房老周一样受到特别的关照（门房老周突然消失，据说被押送回乡）。也许娘舅在那时已经摘帽，监管不那么严格了，但“摘帽右派”还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人身自由仍是打了折扣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是一九五七年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过了两年摘帽，他后来说：“‘摘帽右派’成为像我这样的人的特殊称号，我们还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被剥夺许多权利，被当作一类特殊的人对待。”（张冠生《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第270页）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不论娘舅摘帽与否，他身处的小环境并不险恶。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郑蓉茹住丁种十三号，在丁种朝南第二排，她家前门对着毛大家后门。她母亲唐闺英是建德村居民区小组长之一，我叫她郑妈妈。按派出所规定，娘舅要外出，必须事先请示居民小组。郑妈妈自己家在“文革”初期屡遭磨难，对所有落难者都抱有菩萨心肠。娘舅出门后先到郑家打个招呼，履行一套大家心里并不看重的程序。其实忘了也无妨，那是徒有形式的监管。

娘舅辅导功课时坐在床沿上，一杯浓茶放在书桌的边角处，烟灰缸上搁着点燃的烟。他左手拿着一块一尺多见方的小黑板，右手靠着书桌，用个粉笔头在黑板上演算题目，速度很快，像是抑制不住兴奋。离开北京大学差不多二十年，他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他的手在小黑板上飞舞，看的人跟不上，他忍不住会当面责怪学生领会太慢。他或许没有意识到，使他几乎失明的那次事故，也伤及脸部肌肉，以致说话时吐字不很清晰。在恢复高考的第一二年，娘舅帮人备考肯定不收酬金，学生送他几包烟倒是可以接受的，相信他抽的香烟会从利群牌升级到大前门、红双喜。营利性的补课，大概一九八〇年后才出现。

娘舅从未放弃治疗他的眼疾，平时经常滴眼药水，还利用不同渠道打听新药。他跑了无数次浙一医院，专看眼科光学的医生，自己也要变成专家了。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的视力略有恢复，一点模糊的光影意味着黑暗的消退。七八十年代，很多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娘舅仿佛也睁眼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但是对他而言，仅仅平反纠错缺少实质意义。他在参加学校安排的实验中受伤留下残疾，谁应该负责？这种事故的性质绝非几次信件往返所能决定。再说娘舅二十年闲散在家，校方照常理应该给他较为人道的待遇。有一天，他终于独自动身去北京大学，找母校有关部门陈情。漫漫北上路，坐绿皮火车还得转车。幸好一九七八年七月底杭州直达北京的旅客列车开通，路上二十六七个小时，这为娘舅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不然让他独自在总是人满为患的车站换车，实在是难为他。他去北京大学几次，住招待所还是校园外的便宜旅馆，就不得而知了。这些细节毛大也不大讲得清，但他说的这句话，很多人是体会极深的：要求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非得有耐心去“磨”，不断在这里那里显示存在感。对那时的一些机构来讲，能拖则拖，能不办则不办，还是一条铁律。娘舅每去一次北京大学，就会住上一段时间。想象一下：他摸索着行走于曾经非常熟悉的校内道路上，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求见一位位忙人，有了眉目后再商量文书上的措辞，最后是求盖一个，乃至多个红色公章。北京大学好心人多，想必总会有人陪着他奔走。毛大感叹，别看娘舅视力极差，他在外善于结交各种人物。经人帮助，他竟独自在北京做起家教生意来，非但赚到了自己的饮食费用，还能负担旅馆住宿开销。

八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大学终于走完了公文程序，开始给娘舅每月发放生活费五六十元。经过不同部门的协商，浙江统战部下属的联谊会分给娘舅一套住房，位于古荡，离浙江大学玉泉本部很近。那是一栋五层楼房，娘舅住一楼，一室一厅，足够他一人使用。也许他太孤单了，不知何时开始，竟然喝酒上瘾。娘舅在九十年代因肝癌去世，这应该是他的酒瘾带出来的毛病。那时假酒泛滥，他再聪明，也无法辨别真假。

脑海里的娘舅经常戴着他的墨镜，手持一根拐杖，步履迟疑，提着菜篮子外出，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外套着两个袖套。毛大家厨房里的主力是他母亲和妹妹，娘舅会炒青菜，更喜欢买菜。他偏爱庆春街上两个国营菜场，一个在珠碧弄弄口对面，另一个再往西，在燕子弄。国营菜场选择少，菜也没那么新鲜，冬瓜、南瓜还可以，叶子菜经过几个中转，都是蔫头耷脑的，好处是不必讨价还价，或担心缺斤短两。我也常买菜，除了豆制品和肉类，都去“自由市场”拣时鲜货。六七十年代的刀茅巷、庆春街三岔路口就有一个自由市场。在庆春街上，往西的燕子弄、皮市巷，都有规模更大的集市，个体商贩占了国营店家前的地盘，喧宾夺主，生意更好。买蔬菜的人，除了动手检查一番，还要砍价，说定价钱了，就以十二分的警觉细察秤杆上所标的斤两。杭州话里有“卖晃秤”一说，指的是卖家利用各种伎俩以少充多，比如右手提秤称重时小手指在秤头轻轻一碰，秤杆翘起，缺心眼的买家就误以为分量很足。其实买卖双方都爱占小便宜。

刀茅巷老照片

娘舅要外出，恐怕没有比买菜更加充足的理由了。他也和我们大家一样，想呼吸户外空气，体会市井嘈杂，享受一番非政治环境下的人间烟火。写到这里我就想到：他谈过恋爱吗？几年前的一个年初一，毛大来电话拜年，我顺便问，娘舅一生是否交过女朋友，他说从来没有。年轻人死去，常听到一句表示惋惜的话：“人都还没做过就走了。”“没做过人”好像隐含着身体情感经历的缺失。娘舅读大学最后那年被划归另类，有残疾又无业，怎么会有女性爱上他呢？但是毛大还多说了几句：娘舅住到古荡属于他自己的房子后，好心人见他独居乏味，就给他做媒。介绍的那位女士行走不便，如果两人结合，可以互补短长。残障人士谈婚论嫁，必须在同类中挑选，这是心照不宣的规矩。娘舅没有家累，收入不低，按照当时的标准，大概是一流的了。不过他很快就回绝了那位女士，宁可过已经习惯的单身生活。

近日读《永远的厦大孩子》，高宏在《莫让往事尽成灰》中说，他母亲被划为“右派”时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副科长，二十六岁。他写了这么一段：“厦门大学一九五七年打了一百八十多个右派。据说教职工中三十余人……还有学生右派一百五十多人，他们没有公职，处境更艰难，特别是农村来的学生没有城市户口，只能回乡当走家串户的木匠或拉板车，靠体力劳动谋生。即便最后右派平反，人生二十年最宝贵的时光已经逝去。”与这些农村背景的“学生右派”相比，阿栋娘舅户口落在杭州姐姐家，还是很幸运的了。凭这个户口，他每个月领到二十四斤粮票，还能享受杭州城市居民分内的各种票证和逢年过节发放的购物券。在物资短缺的年代，这是令人羡慕的待遇了。

章慧，郑启五主编：《永远的厦大孩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阿栋娘舅北京大学同学中的多数人，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时间里，大概是不会主动联系他的，有的宁可把他淡忘，以求心安。不过娘舅在刀茅巷倒是有一位朋友，常去建德村看他，也和我们聊天。这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的氛围宽松了，大家读得到《参考消息》，谈资顿时多了不少。那位朋友姓郭，五十年代北方某名校中文系学生，也因被划为“右派”遣返原籍。他根本不可能在任何中小学任教，我们却都叫他郭老师，大概是他学问好，能背诵很多古文名篇。郭老师住刀茅巷五十八号，墙门朝东，里面住着四五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有一位五六十岁的“香港太太”，出门总是精心化妆，穿戴也考究，算是刀茅巷的亮色。郭老师也没有结过婚，与娘舅不同的是，运气好的时候打点工。七十年代初，他获准进潮鸣街道“五七”小组的一家小企业，踏三轮车运送货物，得到一份较为固定的工作。郭老师天庭饱满，晒得黑亮的脸总是微笑着，似带几分歉意。

七十年代中期，杭州岳王庙还处于封闭状态（始于1966年）。某个夏日的晚上，毛大和我走过栖霞岭路上的岳坟边门，注意到门未关严，就从容推门而入，在里面游逛了十几分钟，周围未见一个人影，但沿墙的平房里有个房间亮着瓦数很低的灯，恐怕有人在看守着这块地盘。我们月夜与鬼魂相处，不敢久留，于是找到正门，两扇大木门用铁链锁着，中间缝隙较大。借着路灯的光亮，我们侧身挤了出来，外面是昏黄的寂寞，偶有人骑着自行车而过。那天我们没有骑车，为什么会去那里呢？是从浙江大学学日语回家，还是走夜路逛西湖？真是记不清了。第二天我去毛大家，带着隔夜的激动向娘舅夸口：“正好练练胆量。”“练胆量？犯不着，犯不着。”我们才二十出头，娘舅却说扫兴的话。

最后应该回到毛大正式的姓名。刘健在大学里学的是环境保护，毕业后分配到省环保局工作。他退休后不断与疾病抗争，幸亏夫人吕航照顾极其周到，延续了他生命的韧性。二〇二三年元旦刚过，刘健患新冠送医院，抢救过程不如人意，一月十九日逝世。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好朋友刘健和阿栋娘舅。

本文发表于《随笔》2026年第4期

原题为《阿栋娘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