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军官们不能再对此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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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我参加了一场军人退役仪式。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担任仪式主持长官，也是主讲人。一切正常得诡异，甚至令人警觉。偌大的会场里坐满现役和退役高级军官，人人都在玩同一场把戏：“大家就假装一切都没事吧。”

否认现实，似乎是这个国家的高级军方领导人用来应对唐纳德·特朗普执政的两种方式之一。他们不是无视局势已经变得多么反常，就是转向另一种做法，声称武装部队奉命采取的行动不归他们负责，因为这些命令属于其职责范围之外的“政策”选择。这纯属推卸责任，正在把我们的民主置于危险之中。

凯恩将军甚至公开倡导过这种思路。他最近在美国国防大学对毕业生讲话时说，必须把两个问题之间的区别划得“完美、漂亮、清清楚楚”：我们能不能做某件事？我们应不应该做某件事？他解释说，“能不能”是军事问题。至于“应不应该”，则“属于政策层面，而我们不作这种判断”。

这番话传递的信息是：高级军官唯一的职业义务，就是告诉总统和国防部长，军队能否完成文官领导层要求它做的任何事情；高级军方领导人没有责任判断军队是否应该做总统想做的事，甚至连试图作出这种判断都是不对的。

事情没这么简单。

特朗普政府正在实施一些军官理应认为令人愤慨、不可接受的行为。军方已在海上对涉嫌贩毒者实施法外处决，也法外处决了一国元首及其数名家人。本届政府还绑架了另一国元首。总统发动了一场战争，连征询国会意见都没有，更遑论取得国会授权。总统还在民主党主政城市的街头部署了国民警卫队部队，既非当地领导人所请，也未征得其同意。这或许预示着今后还可能发生什么。

我交谈过的许多级别较低的军官私下里都深感震惊，却不敢站出来质疑眼前的一切。他们似乎共同抱着一种希望：只要所有人继续装作一切如常，这段时期就会过去，坏事也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不会丢掉职务，不会被降职或强制退役，不会名誉受损，也不会被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从晋升名单中除名。

但所有军官都宣誓要“拥护并捍卫美国宪法，抵御一切国内外敌人”。这要求他们思考军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并就总统和国防部长作出的政策选择向二人提出意见。它也意味着，有些底线绝不能逾越，即使三军统帅下令也不行。这个国家的军方最高层领导人身处军事力量运用与政策交汇的最核心位置；这一角色要求他们不能仅仅充当军事技术官僚。

我担任空军部长时，曾推荐许多军官担任四星将领职位。这些职位要求任职者具备相应的品格与勇气，无论个人要付出何种代价，都能履行职责、行事无愧。一些退役军官曾问我，要求高级军方领导人挺身反对，或拒绝接受总统或国防部长下达的不道德、有悖职业伦理或违法的命令，是否公平。特别是当这名高级领导人还得到政府律师所谓独立的意见，而该意见要求他接受命令时，这样的要求是否公平。

但在这里，公平与否并不相干。把一些人送上战场，却不送另一些人，也不公平；可这种责任本来就随职位而来，而且没有人被迫担任这些职位。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伊始，就解除了我所认识的最优秀军官之一、小查尔斯·Q·布朗上将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务。我一向对凯恩将军评价很高，但他的经验和资望不及布朗将军。特朗普和赫格塞思并不想听取包括凯恩在内的高级军方领导人提出坦率、可靠而独立的意见。他们要的是对个人的效忠，以及对其命令的服从。

为确保得到这种结果，总统和国防部长撤换了高级军方法律官员，换上效忠者。这些人似乎愿意为行政当局想做的事提供法律上的背书，无论相关论证多么站不住脚或漏洞百出。大体上，特朗普似乎正从他的律师和他的将领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今后，包括凯恩将军在内的高级军方领导人可能还会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凯恩虽已表示没有计划在中期选举中动用军队，特朗普却拒绝排除这种可能性。无论是假装一切正常，人为划分政策事务与军事事务，还是搬出律师的法律辩解，都不能让高级军方领导人摆脱誓言的约束和良知的重负，也不能使他们免受自己所率官兵、美国人民和历史的评判。面对这一切，他们无处藏身。

弗兰克·肯德尔三世（Frank Kendall III）是美国国防技术与采购领域的资深官员、工程师、律师和退役陆军中校。他于2021年7月至2025年1月担任第26任美国空军部长，负责组织、训练和装备美国空军与太空军。美国空军称其在工程、管理、国防采购及国家安全领域拥有超过50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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