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燚明：陕甘宁边币的发行与巩固

一直以来，研究者大多以皖南事变作为中共开展对国民党政府货币斗争的关键时间节点加以论述。笔者认为，国共货币斗争决定性的转折点，早在1940年11月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时就已经出现。这一事件，不仅切断了陕甘宁边区赖以维系的财政命脉，更从根本上动摇和减少了中共对法币体系的信任与依赖。国民党停发军饷后，边区开源节流之路双双受阻，增发货币遂成为填补财政缺口的现实选择。然而，货币发行并非单纯的财政补救，更关乎根据地能否在金融战线上实现自主与独立。皖南事变的爆发，进一步坚定了中共中央在金融领域展开反击的决心。从停用法币到发行边币，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决策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转变与实践探索。这一过程，既是对国民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政策的有力回击，也是中共在战时条件下探索独立自主经济道路的重要尝试。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压力

相比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在国共货币斗争之初表现得更为克制。这里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原因。作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政情、军情相对稳定，因此适时适量发行辅币，即小面额的光华券，以调节根据地的货币流通与商品贸易。由于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视野之中，陕甘宁边区不主动发行本位币，应有不愿刺激国民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

陕甘宁边区的正常运作，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国民党政府拨发的军饷。据国民党统计，红军完成改编后，国民党政府每月拨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包括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辅助费5万元，医药补助费1万元，另外还有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每月经费总计法币63万元。自1939年8月起，每月加发兵站临时补助费2.5万元，则每月经费总计法币65.5万元。自1940年1月起，每月增发米津4.5万元。在停发经费前，国民党政府拨发给八路军的各种费用共计达法币每月70万元。

前述数字在陕甘宁边区的统计中亦有体现。据陕甘宁边区财政厅报告，1940年度边区共收到拨款约1053.9万元，占1940年度边区总收入的73.5%；该款项在1939年度占陕甘宁边区岁入比例更高达89.7%。南汉宸在回顾1940年及以前陕甘宁边区财政状况时也曾提到，“过去边区财政是完全依靠外援，边府支付，到中央去领就是，去年一年就支出800万元”。根据解放战争时期西北财经办事处对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情况的统计，1937-1940年，“外援”岁入占比均在50%以上。

针对陕甘宁边区过分依赖“外援”的情况，在194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建议陕甘宁边区应发行货币300万元至500万元。与会者一致认为，各根据地的中心问题应是经济，整个经济工作要实现“全部自给原则”。但是，这些指示都并未马上付诸实施。当时，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是否有意激化两党矛盾，乃至激化矛盾后所带来的后果，尚未形成明确的判断。

11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军需署人员面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处长李华，称奉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命令，“从本日起，停发给十八集团军经费，即十月份欠发的二十万元也一律停发”。28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致电蒋介石提出抗议，“现前方战士饥寒交迫，如果停发经费，势必置之死地。我八路军、新四军究犯何罪，致受惨无人道之待遇”，要求蒋取消停发军饷的命令，但并没有得到回应。

国民党为打压中共，擅自停发八路军军饷，对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影响很大，必须尽速予以应对。增加财政收入并缩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是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办法。但对于当时陕甘宁边区来说，开源与节流之路却并不畅通。

财政收入方面，根据1938年11月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所做的调查，陕甘宁边区除军饷外，其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盐税。位于边区境内的定边及盐池等县具有悠久的产盐传统，盐税是边区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边区在产盐地以驮运工具的运力作为计税标准，“驮骡每头收税二元二角五分，驴子每头收税一元二角五分，骆驼每头收税三元三角”，且不会在行销过程中再次计税。据国民党估计，边区每月盐税在3万元左右。

陕甘宁边区的统计数据也与国民党的调查基本吻合。在1941年以前，盐税占边区工商税收六成以上，其中1937年度甚至占100%。1938年时，定边每驮（驴驮）盐税为1.5元，1939年涨至2元每驮。由于1940年物价上涨等因素，盐税不断上涨，至11月停发军饷后，盐税上涨至23元每驮，是6月税价的近4倍。此外，边区为扶持区域内商业发展，只对牲畜、烟酒和迷信品等少量物资征收货物税，并未征收营业税等其他税收。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延安逐渐成为民众心中的“圣地”。大批爱国青年涌入延安学习，形成一大批脱产人员。在战争时期，中共需要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因此，相比开源，陕甘宁边区经费节流同样不易。

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承担着供养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和大批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陕甘宁边区的脱产人员由1938年的1.6万人，增加到1940年末的6.5万人。经过学习，许多进步青年陆续分配到各级部门工作。据负责财政工作的李富春统计，边区脱产人员中，中共中央和军委的直属工作人员占总人数的22.8%，边区党政民系统工作人员占总人数的24.6%，边区军队系统（包括联防部队、留守部队、三五九旅官兵及保安部队）占总人数的52.6%。李富春曾表示，陕甘宁财政工作的出发点，就是“保障6万人需要，如离开此中心是不可的”。而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只有约134.2万人，也就是说，边区每22人就要供养一名脱产人员。可见，供养大批脱产人员，是陕甘宁边区财政负担的症结之一。

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经费仅四天后，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就发出《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把广泛开展经济建设工作“当作全边区党的实际工作的中心之一”，并将“转向完全自力更生”，以此作为陕甘宁边区财经政策的新方向。由此，边区首先从光华券的发行量着手寻求纾解财政压力的方案。

如前所述，不同于其他边区，陕甘宁边区一向在边币发行上有所保留，始终将法币作为流通货币。自1938年6月发行以来，为“调剂金融、周转财政”而发行的光华券之发行量并不大。时至1940年末，面对财政压力的增大，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光华券的发行政策。于是，光华商店新发“七角五分”大面额光华券，行使主币职能，并加快发行速度。

光华券在1940年11月的发行量超过1940年前10个月发行量的总和。且12月的发行量远超11月的发行量。如此激增的发行量也反映了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状况的紧张程度。

光华商店代价券七角五分，1940年

停用法币 发行边币

皖南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三个月来的让步态度……给了蒋以向我进攻的机会，这种态度应立即结束”，“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中共中央在金融战线上的第一步决策，就是停止法币在边区内的流通。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共七款，宣布立即停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凡藏有法币的，须经边区银行总分行或光华商店总分店兑换边区票币行使”。2月15日，边区政府又发布通知，重申边区停用法币的目的是实行经济自给，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也避免法币外流使日方套取外汇。边区政府以停用法币作为政治上抵制国民党顽固分子之手段，强调在边区内禁用法币的重要性与严肃性。

在禁用法币的同时，新的流通货币也在积极酝酿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重新改组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基础上，于1941年2月18日宣布：“政府为巩固边区金融，便利资金流通，保障法币不外流资敌，兹决定发行边区银行一元、五元、十元钞票三种，自本布告之日起流通行使。”陕甘宁边币由此正式发行。

陕甘宁边币到底需要多大的发行量，又怎样调节发行速度，这是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在3月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陕甘宁边币的发行问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王明、康生、王稼祥、任弼时、朱德、博古、凯丰、陈云及高岗、陆定一、叶剑英、林伯渠、谢觉哉等人出席。与会者讨论了陕甘宁边区时局和财政经济问题。

会上讨论热烈，各种不同意见激烈交锋。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应该转变之前的紧缩政策，“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边币是“不得不发”的。可见，毛泽东虽然认为发行边币是必由之路，但其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填补财政需要，而是应该投入到边区生产建设当中。对于陕甘宁边币的发行量，毛泽东认为以600万元为宜，他还指出边币的使用途径，即“以二百万投资盐的生产，二百万买粮食，一百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一百万由银行周转”。同时，他提出推行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可与货币发行相结合，一同纾解边区经济困局。

朱德常年身居抗战前线，深知发行边币对于财政的补贴作用。但他也认识到过度发行货币的潜在危害，曾多次指示华北各根据地控制边币发行量。在会上，朱德提出，当下的财政问题“必须靠发纸币解决问题”，“增发二百万是不多的”，同时明确强调，“解决边区财政问题，总的方针要从经济方面，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困难”，践行“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这才是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

任弼时认为，驻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人员是有可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的。这一过程虽然有一定困难，但这是唯一的出路。为克服困难理应节约经费，但如把基本方针只放在节省和拖欠党政军经费上，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从积极方面去着手。任弼时提出，边区在1941年要为“实现三百万税收而奋斗”，同时应再增发500万元边币，其中300万元投资发展生产。要保证通过“出口”60万驮盐换取1000万元法币，“以此抵上被国民党切断的每年一千万元的外援”。同时，边区政府要通过“加强边区政府财经部门干部”来促进财政工作的发展。

张闻天在发言中首先谈及各地方机关与学校经费困难的状况，并表示各单位，尤其是学校的经费必须按月发出，以减少学生在校从事生产工作的时间。他指出，“过去银行拖欠经费、银行赚钱是不对的”，需要以行动支援财政工作。至于具体的财政措施，他表示边区应立即发行500万元边币，“只有发钱才能实行经济自给”。但边币发行初期要接受比法币略低的比价。至于发展生产，他认为政府要花钱促进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现在亏本是为了将来赚钱”。毛泽东在会上也表示，财政方针的“手段是票子”。

有资料显示，中共中央最终确定的陕甘宁边币发行量是1000万元，并给出具体的使用方案，即财政借款250万元、买粮款300万元、盐业投资300万元、银行活动资金100万元及其他支出。事实上，仅1941年2月至6月，陕甘宁边区共发行边币1105万元，在3月份就发行边币309.5万元。B3月15日，朱理治接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此后半个月内，发行边币约208万元。

陕甘宁边币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普遍预期。在6月13、15日毛泽东与林伯渠的两次通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追加预计，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至于边币的发行量，他认为：“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对于边币流通量，他认为：“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面对实际需要，毛泽东同意扩大边币发行量，但他同时又关注到金融不稳有促使民心浮动的可能，就此要求根据事态变化，事先做好研判和准备。

陕甘宁边币五元，1941年

陕甘宁边币赢得民心

金融战线，是国共在抗战期间角力的重要领域之一。陕甘宁边币发行后，国民党更为密切关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发展状况，以制定相应的遏制政策。

蒋介石最先收到的是陕甘宁边区停止法币流通的情报。1941年2月，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与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以“陕西省军队组训动员总指挥部”名义致电蒋，告知陕甘宁边区已发出禁用法币的布告，电文内容与1月30日发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条文基本一致。

3月4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指示财政部，要求其“加强前订之各战区经济游击队办法”，并与经济部、交通部和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会商后具体呈复。翌日，蒋介石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蒋鼎文，在告知各根据地已发行边币的同时，要求他们“设法搜集，并将每种各寄二三张来渝为要”。

遏制边币的政策由财政部钱币司负责制定。3月15日，钱币司初步制定完成遏制边币的实施办法，即《取缔非法发行钞票办法草案》，共七条，第一条就明确写道，“凡非法发行之钞票，无论在任何地方，一律禁止收受行使”，且所谓“非法发行之钞票”，就是指由中共在各根据地建立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银行、冀南银行及北海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种边币。

对于钱币司呈报的《取缔非法发行钞票办法草案》，财政部并不满意，指示钱币司“应再加修正再核”。同时，为在具体遏制办法出台前做好准备，财政部还致函行政院，建议“饬所属一体严密查禁该项伪券之流通，并注意其以伪券吸收法币、金银、粮食及其他物资，一经察觉，务将人犯缉获，从严惩办”。财政部还恳请行政院，要求地方军政当局及时向财政部汇报情况。

3月28日，钱币司按财政部的要求，呈交修改好的草案，即《取缔中共非法发行钞票办法草案》。该草案以前案为基础，新增内容有三款，涉及加强宣传、前线发行省钞及利用军事手段对边币进行打击等具体实施方案。

就在财政部酝酿遏制边币的方案时，各地有关边币发展的情报接连传来。2月21日，山西省政府转该省第十二专区专员刘召棠电，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实施禁用法币、发行上党银号票。3月3日，财政部收到第一战区经济委员会报告，称中共于1月在豫皖苏边区筹建银号，并向商民以法币5元每股的价格募集股资。3月24日，蒋鼎文与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致电蒋介石，报告晋西北根据地停用法币、流通西北农民票一事。4月10日，山东省主席于学忠致电蒋介石，不但告知山东抗日根据地停用法币、推广北海银行与莱芜合作社所发行纸币的情况，还报告江苏盐城益林镇将设立“江淮银行”并发行纸币。

蒋介石不顾财政部的具体方案尚未完成，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致电各战区，提出五条处理办法，明确要求“以军事力量协同地方政府”对边币加以“严厉制止”，“违者依法惩处之”。在重申对中共各边区银行的制裁、派特务人员深入边区煽动民众抵制边币外，该项办法还强调对国统区内“秘密组织或收藏和推销伪钞者”，交由所在地军政机关依法惩处，并首次提出以“设法逐渐缩小其行使范围”的方式遏制边币发展。

6月，经行政院核定后，国民党政府以《打击中共伪钞补充办法》的名义发往第一、第二、第八战区经济委员会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山西、甘肃、宁夏、青海及察哈尔等省政府，要求各地“遵照办理”。

6月中旬，河北省政府致电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征求应对冀钞的意见，后被转送到财政部。在答复函中，财政部明确指出，应对边币的政策即《打击中共伪钞补充办法》已“经本部分电有关各省政府，转饬查禁在案”。至此，国民党遏制边币的政策基本成形。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正面临货币超发的压力，迅速发行大量边币，不可避免地使金融市场产生波动。1941年5-6月，陕甘宁边区物价猛涨，边币在贬值的同时“由各边境流向延安”，甚至“大宗买卖非用法币不可”。

中共中央在8月6日、13日连续召开边区财政经济工作讨论会。会议提及，按最初计划，陕甘宁边币的发行量是350万元。因经费困难，边币发行量快速增加，对此，有的人认为，“边币贬值都是由于发行多了”。这直观地反映出陕甘宁边区财政的紧张状况，由此带来的巨大的财政需求，只能通过边币超发去填补。

虽然13日会议决议再“增发屯盐资金一百万元”，并“财政透支一百万元”，但毛泽东用“发展经济”和“平衡出入口”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的意见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此后的半年中，边币的发行速度趋向平缓，每月的递增率在10%左右。新增发的边币，大部分被投入到运盐贸易当中，使得边区的金融形势逐步缓和。

1942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出现“边区的物产源源不断的外流，外面必需品的输入几乎断绝”的现象。陕甘宁边区判断，这既是因为国民党所采取的倾销法币、抢购物资的策略，又是各机关对边区政府金融法令未能贯彻的结果，使法币侵占陕甘宁边币市场，边币贬值。

为此，高岗、林伯渠和贺龙在7月25日联名发密电，要求各机关重申禁止法币流通法令，积极动员民众将所有法币向银行或货币交换所兑换边币，鼓励民众到国统区采购物资，并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在积极吸引商人运货进入根据地贩卖的同时，要求所有商人在将食盐土产运出边区贩卖之后“必须换进半数货物”、国统区商人进入边区贸易时“必须带进半数货物”，从而继续采购可用物资。

在陕甘宁边区各党政军机关的通力合作下，这些应对策略很快产生效果。国民党方面发现，陕北法币自8月1日起“价值大跌”。短短一个月内，边币与法币的兑换发生巨大变化：“延安由三元四跌至二元九，鄜县由三元四跌至二元八，延长由三元七跌至三元，绥德由三元五跌至二元八，定边由三元六跌至二元六，关中由三元跌至二元七角五。”边区持续通过将“牌价尽量下拉”的方式来提高边币价值，国民党因此甚至判断法币价后“当有猛跌之势”，这一变化引起蒋介石的关注。

国民党政府的判断与之后的局势发展几乎吻合。短短的三个月内，“各地法币牌价，急转直下，边币对外价格扶摇直上”，法币价格由7月份兑换边币3.17元，降至10月份兑换边币2.12元。陕甘宁边币在绥德、陇东、关中、富县等往日拒用边币区域逐渐被民众所接受。“高、林、贺的一个电报发出去，马上边法币的流通状况就改变了面貌。”虽然其中也暴露出边币发行数量较大、边币印刷跟不上需要及边币比价提升过猛等问题，但此后“边区物价不受波动，而呈稳定状况”，“货币斗争之主动权由敌、友转入我手”。

小结

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发行是中国红色金融史上的光辉篇章。从1938年光华券的谨慎发行，到1941年陕甘宁边币的全面推行，再到1944年6月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创新发行，边区货币体系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不仅是应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和日伪货币侵略的策略调整，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条件下探索独立自主经济道路的战略抉择。

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发行历程，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启示。金融自主是革命政权生存发展的根本保障，忽视金融主权的建设，不仅会导致经济命脉被他人所控制，更会使革命政权在面对外部压力时陷入被动。货币政策与民众利益的有机结合是赢得民心的根本途径，边币的信用建设与边区军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通过物资保证、价格稳定、生产支持等措施，使边币成为军民团结抗战的精神纽带，真正实现根据地金融事业的稳定发展。

（原文首发自张燚明著《边币与抗日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建立和发展（1937-194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6月。本文经作者大幅修改，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来源：张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