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伪造法币对国统区进行冲击，戴笠向老蒋提议：我们也可以做假币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除了正面上枪林弹雨的厮杀，两国之间还展开过一场鲜为人知的金融暗战。当时日军为了拖垮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不惜动用国家级的机密工程，大批伪造中国的法币。通过这批假币进行物资套购、物价冲击、汇率破坏多重手段，险些让整个中国地区的经济崩溃。而重庆这边反其道而行之，用假币对沦陷区的经济进行了反击。

穷则思变，困则求通

从武汉会战之后，日军便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之中，脱身不得。而到了 1940 年之后，日军逐渐因为战事的消耗，本土经济与战时的财政压力持续增加，常规的掠夺方式已经无法支撑整个战事的支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另想办法。

于是日本中有些大聪明就想出了一个低成本摧毁中国战时经济的策略。日本的这一策略主要就是将伪造法币、扰乱金融秩序作为核心战略手段，打乱中国的金融秩序，从而实现击溃中国战场的目的。

于是日军开始依托于情报机构和自己的印刷技术，大量仿造当时中国地区的法币，并将这些钱投入了国统区市场，疯狂进行收购粮食、矿产、药品、棉纱等重要物资。一方面满足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来拖垮当时的中国经济。

1941 年一场海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潜艇在海上俘获了一艘美国军舰，而军舰上留存了高达 10 亿的法币半成品模板与坯纸。而日本凭借其轴心国的身份，从德国人手中拿回了这批重要物资。

这方面经过技术修复与精细的加工，将这批半成品批量制作成伪法币。而这批钞票依托于正规币版制作，纹路、暗记和编码和原版高度贴合，肉眼基本上看不出真伪差别。于是这批钞票被投入到国内市场之后，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地区的经济波动。

就在蒋介石焦头烂额的时候，戴笠在 1942 年 1 月向其提出了一个颇为有意思的作战思路。他根据日军的核心逻辑，既然对方可以依托假币掠夺资源，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通过仿制对方货币，也去冲击敌战区的经济呢？

戴笠的这个意见让蒋介石脑子豁然开朗，他赶紧征询宋子文等人的意见。而众人一商议，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行。于是远在美国的宋子文将这一计划报备给美国的罗斯福，美国人也同意了这一方案，并表示后期将会对其进行支持。

既然这事是戴笠提出来，那么也就让他主导去做吧。戴笠发挥军统在情报搜集方面的优势，他让各地潜伏的特务全面搜集敌战区流通的日军军用票、汪伪银联券、储备券等各种货币样本，统一统一归档送检。

当时的中国银行总裁贝祖诒则负责对接国内金融技术团队，将全部货币样本送给美国专业的印钞企业。宋子文在美国全程监督，统筹工厂的生产进度、制作工艺和信息保密，确保制作出来的假币高度贴合原版。

美国的技术团队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产出了第一批共计 46 包特制仿制货币。由于这批货币的性质特殊，不属于任何官方发行的币种，是专门用来对日军占领区域进行金融作战的，所以军统与财政系统专门为其定名特券。

首批特券战略价值极高，蒋介石下令封存于中国银行核心保险柜，设置最高密级管控，无最高指令任何人不得私自挪用。

进口变国产

随着这批假币陆续运到重庆，戴笠开始迅速搭建外送通道。第一条路线是通过重庆空运到江西上饶，依托以纠拥义救国军的敌后潜伏网络，将其输送至苏浙皖沪核心沦陷区。而第二条线路依托西北战区，从西安转运洛阳，联合汤恩伯部物资机构，以民间交易、物资互换的形式，用特券换取沦陷区稀缺战略物资。

这样一来，假币策略确实产生了效果，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美国人制作假币，中间流程繁琐、运输周期长、生产成本还高、产出的数量也有限，根本不能满足当时针对日军经济作战的需求。

于是戴笠的经济顾问邓葆光率先提出本土化量产方案，建议引进美国顶级印钞铜版设备、专用印钞纸张，聘请外籍技术专家入驻国内建厂，实现自主规模化生产。

这一主张也得到了高层的认可，宋子文特意花大价钱请美国的印钞专家欧密斯来到中国，戴笠则在重庆杨家山划定专属的区域，秘密从事假币的制造。

贝祖诒这边从中国银行选调八名资深印钞技工入驻厂区，配合美国专家调试工艺、把控质量。

这一次由中国本土生产出来的假钞更加精细，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为了规避日军的排查，军统还专门对这些钞票统一做旧。

这一次假币作战确实是有用的，只不过在这敌我双方的金融大作战中，只有最底层的老百姓受到了冲击。大浪潮之下，个人是多么的渺小，而他们对那个时代能做出的反抗又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