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脉!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阿什维尔结束。
作为本年度G20主席国,美国原本希望借助主场优势推动达成联合公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掌握更多话语权,同时在经贸议题上向中国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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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会议最终未能发布全体一致的联合公报,仅由美方发布主席声明,会后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表示,19个成员支持声明内容,仅中国持反对意见,试图将公报难产的责任归于中方。
这份声明从起草之初就带有明显的“美国优先”倾向,更像是一份按美方利益拟定的方案,而非多方充分协商的共识,中国投下反对票,本质是对不公条款的不认可,而非对多边合作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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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在记者会上的相关表述,核心是模糊了“联合公报”与“主席声明”的边界,而这两者在G20机制中的效力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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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席声明只是东道主对会议讨论情况的单方总结,不需要其他成员国投票同意或签字认可,不具备全员约束力。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地缘政治、经济政策上分歧加剧,近年多届G20财长会都无法达成全员共识,最终大多以主席声明收尾,这早已是多边场合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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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森特刻意将单方发布的主席声明包装成“多国共识”,目的是制造中国“孤立独行”的舆论印象。
就连“19国支持”这个数字本身,也存在不少水分,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开的信息,G20正式成员包括19个主权国家加欧盟、非盟,共21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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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会议的参会阵容并不完整:南非因与美方外交分歧未获参会许可,巴西也未派代表出席,仅波兰作为受邀嘉宾列席。
即便算上美国自身,实际参会的正式成员数量也达不到19个。
美方口中的“19国”,大概率是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参会国际机构也算入了成员范畴,属于概念上的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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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艾琳·布朗在会议期间就曾对媒体坦言,美方起草声明的前提是确保其体现美国的利益和“美国优先”的优先事项,如果无法达成共识,美方也接受发布主席声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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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在舆论中刻意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本次会议涉及多重复杂议题,各成员之间的分歧遍布多个领域,所谓“全员团结”本身就不成立。
较为突出的分歧集中在俄乌相关议题上,本次俄罗斯财长到场参会,引发加拿大及部分欧洲国家代表的抵触,部分欧美代表明确表达了对俄方参会的不满,甚至在集体合影环节采取了不合作姿态,最终俄罗斯财长未出席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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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明显的阵营对立摆在明面上,美方却避而不谈,转而单独将经贸分歧的焦点引向中国,选择性叙事的倾向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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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少国家对此持保留态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经济政策,不愿盲目跟随美方的制裁步伐。
在关键矿产与供应链议题上,还能看到清晰的双重标准,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皋月在会上提出,针对关键矿产的任意出口管制会损害全球经济,应当予以撤销,这番表态的指向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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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是,美国长期使用实体清单、半导体设备管制等手段实施出口限制,日本也在相关领域跟随收紧管控,转头却要求其他国家放开关键矿产出口,规则始终围绕自身利益转动。
同期举行的G20技术与商务部长会上,美国又主张各国不要新设人工智能监管机构,提倡对行业放手。
领先的领域要求自由,落后的领域要求秩序,这种逻辑本身就不是普适原则,而是位置决定立场。
所谓“多国联合针对中国”的叙事也站不住脚,即便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也没有完全跟随美方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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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埃玛·雷诺兹在会议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英国会与中国保持务实的经贸关系,坚持开放贸易原则,谨慎处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不会盲目跟风设置贸易壁垒。
核心盟友都不愿直接站队,足以说明美方的相关造势更多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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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国的反对票,美方舆论将其上升到“破坏多边共识”的高度,但只要回顾G20的历史就能发现,一票否决或者拒绝共识的做法,美国自己使用过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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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些年,美方多次行使这项权利。2017年德国巴登-巴登财长会上,时任美国财长姆努钦就顶住各方压力,将“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这一G20长期坚持的表述从公报中删除,打破了该机制延续近十年的传统。
同年汉堡G20峰会上,气候议题最终形成19国支持、美国单独保留意见的格局,美方退出巴黎协定的立场被单独写入公报脚注,当时国际社会更多是以“19+1”的方式处理分歧,并未指责美国“破坏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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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南非约翰内斯堡G20峰会上,美方的做法更进一步:直接以抵制的方式缺席整场峰会,仅试图派使馆低级外交官出席主席国交接仪式,被南非方面拒绝。
当时美方也没有因“不参与多边共识”受到普遍指责。才过去不到一年,同样的规则换到中国身上,就被贴上了“孤立”“阻碍合作”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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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使用就是“坚持原则”,别人使用就是“制造裂痕”,这套话语逻辑的本质,是霸权带来的规则解释权。
这种双重标准在经济治理领域有着更久远的体现,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提出方案,主张顺差国和逆差国共同承担国际收支调整的责任,盈余过多也要承担相应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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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国,美国代表怀特直接否决了这一方案,八十多年过去,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调整责任就变成了顺差国单方面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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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本次会议上对相关条款投出反对票,立场清晰明确:不主动制造对立,但也不会接受针对中国的不公条款,不会为了营造“共识”的表象牺牲自身发展权益。
根据公开信息,中方的异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表述,中方认为地区局势复杂,航道风险源于地缘冲突,不应笼统要求各国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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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相关表述,中方主张应全面考虑各国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差异,避免单一归咎于顺差国。
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相关表述。
四是主权债务重组的措辞,中方认为发展中国家债务困境的根源在于不均衡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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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全球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与高性价比的产品供给,中国制造契合了各国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这是市场化竞争形成的格局,并非所谓的“政策扭曲”。
而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与其自身产业空心化、过度消费的模式以及美元霸权体系下的国际收支结构直接相关,不从自身找原因,一味向外甩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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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边机制的角度看,中国的否决不仅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也是在维护G20成立的初心。
G20诞生的初衷,是携手应对全球经济风险、解决共同的发展难题,而不是成为某个国家推行地缘政治、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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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G20还将有多次相关会议,10月计划在曼谷举行财长会,12月还将召开领导人峰会。
如果声明的起草逻辑不改变,分歧大概率还会持续,如今的国际格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欧洲各国与美国利益并不完全重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更倾向于中立务实的合作态度,靠造势和施压打造的“共识”注定脆弱。
多边合作的生命力从来都在于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单方面的霸权要求,只会越来越难得到广泛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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