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28日,云南德钦县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附近,中日联合登山队的5名突击队员在海拔6200米以上遭遇暴风雪。距离主峰顶端不足200米时,他们停下了脚步。这个看似只差一步的高度,后来成了17名登山者再也无法跨越的界线。
梅里雪山并非一座孤立的山峰,而是横亘在云南迪庆与西藏察隅一带的庞大山系。主峰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属于典型的高山冰川地貌。它没有珠穆朗玛峰那样的名气,却有着更加复杂的山体结构、陡峭的冰壁和难以预测的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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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群众称它为“阿尼卡瓦格博”,视作神山。当地传统信仰中的转山,是沿山脚和山麓行走,表达敬意,并不是登上峰顶。对许多村民而言,攀登主峰不是普通的体育挑战,而是越过了信仰边界。
1987年,日本方面提出攀登卡瓦格博峰的申请。中日双方经过协商,开始进行联合考察和登山准备。日本队员中有来自京都大学等机构的登山者,部分人具备高海拔攀登经验;中方则组织了专业登山人员和气象、测绘力量参与。
准备工作持续了两年多。队伍对冰川、山势、气候进行调查,并在山体不同高度设置营地。按既有资料,冬季通常是当地相对干燥的时段,适合开展登山活动。问题在于,高山气候从来不会完全按照经验行事。
登山队进入山区后,曾受到当地群众劝阻。有人说:“这座山不能上。”队员们却认为,只要装备充足、计划周密,便可以完成任务。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但这场分歧,已经反映出两套观念的碰撞:一边把山峰看作神圣之地,另一边把它视为等待测量和征服的自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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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2月1日,队伍在海拔约3500米处建立大本营。随后,一号、二号等营地陆续搭建。可就在准备推进时,山区出现了异常降雪。中国队员曾对部分营地位置提出安全方面的担忧,希望避开山脊和潜在雪崩通道;日本方面则更重视冲顶距离和行动效率。营地选址的争论,最终没有改变整体计划。
12月25日晚,17名队员集中到较高营地,为最后冲顶做准备。几天后,5名突击队员抵达海拔6470米左右的山脊。风雪骤然增强,能见度迅速下降,卫星电话中的声音断断续续。宋志义曾向营地报告:“风太大了,看不清路。”但队伍仍希望天气短暂转好。
他们搭起简易帐篷,等待风雪过去。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极其危险。高山上,一旦停留时间过长,人体热量、氧气和食物都会不断消耗,帐篷周围的积雪也可能形成巨大压力。更麻烦的是,山脊地形本身就容易积雪,新的降雪会掩盖冰裂缝和撤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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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雪持续多日。到1991年1月3日,积雪已经严重威胁营地安全,队员不得不定时清理帐篷。当天晚上,宋志义还与山下取得联系,通话听起来并无异常。第二天,山下人员多次呼叫,却始终没有回应。
救援随即展开。由于天气、地形和交通条件限制,搜救人员无法迅速抵达高处。等登山队和地方救援力量接近目标区域时,山顶附近已经出现明显的雪层断裂迹象。根据现场判断,突击队员很可能遭遇了大规模雪崩。
雪崩发生后,人员、帐篷和装备会被高速下冲的积雪整体掩埋,遗体可能被带入冰雪深处,甚至随冰川移动。搜救持续了二十多天,找到的只是部分装备和营地痕迹。中日双方后来确认,17名队员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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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山难并没有立刻结束人们对卡瓦格博峰的关注。1996年,日本方面再次组织登山行动,但遭到当地群众强烈反对,行动最终未能成功。1998年7月,明永村村民在山上放牧时发现遗骸和登山物品。经调查确认,其中10具遗骸属于1990年山难遇难者,另外7人的遗骸至今没有完整找到。
民间流传着“七年后遗骸出现”的说法,也有人把登山者日记中可能存在的恐惧记录,解释成山神惩罚。可从登山医学和灾害研究角度看,高寒缺氧、失温、幻觉、极端疲劳,都可能让人在日记里写下异常内容。声音、哭喊和高烧,并不能直接证明超自然现象。
真正清楚的是,天气预报存在局限,山体雪况难以实时掌握,营地位置和撤退判断也可能放大风险。2001年,地方有关方面进一步明确禁止攀登卡瓦格博峰。这个决定既是对山难教训的处理,也与当地群众长期形成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秩序有关。卡瓦格博峰至今仍保持着未被登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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