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离谱，汪曾祺如此酗酒，还因酒送命，难道也要跟风吹捧么？

前两天刷“布衣书局”胡老板的“贩书日记”（ 2026.8.26) ,意外看到名学者杨早私底下对汪曾祺的真实看法，说“他晚年嗜酒，不喝就没精神头，已经有酒精依赖了”，似乎也有未慊之意,至少与他所编那本《汪曾祺1000事》里提到汪曾祺“常常喝酒，酒后常发脾气骂人”，甚至要闹到“手握菜刀大声要断指明志”这般疯癫却依然视为风雅轶事的欣赏态度完全不同。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学者往往都是“两张面孔的人”，更何况杨早在著名的“汪曾祺研究专家”、“杨鼎川教授哲嗣”、“陈平原高足”兼“凌宇爱婿”诸多身份之外，还是实打实的汪曾祺亲戚，他的曾祖父与汪是表兄弟，公开表态有所讳饰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我最不理解汪曾祺的一点，就在于他的酗酒。他的这些酗法，早就不是什么“醉翁之意不在酒”亦或“斗酒诗百篇”那么简单，而是“人来疯”，不知节制，已经到了近乎自残、自虐的地步。而且，文场“圈内人”一直讳言的是，汪曾祺最后的死，就跟喝酒太凶有关，是直接因酒送得命，综合信息如下：1997年4月底5月初，他到成都与宜宾参加“五粮液酒厂”做东的笔会，期间“酒兴一来，热情自高”，破了戒大喝特喝，在“酒厂豪华日月宫的圆桌会上”频频举杯，自诩“以壮暮年心志”，私底下吃饭也喝得一塌糊涂，同桌的刘锡诚等人曾想劝阻，但汪“开了戒，那是很少有人阻拦得了的”，结果很快就不行了，77岁的老身板顶不住了，当晚都是强撑着回京。据其长子汪朗回忆，到家没两天，他深夜突然大吐血，“家里到处都是血，楼道里也弥漫着血腥味”，病因就是白酒过量加上原本的肝硬化（长期酗酒也必然肝硬化），导致的食道静脉曲张破裂，紧急送医抢救了几天不治身亡。汪本人临终前“真的知道了利害”，也很有悔意，可一切都来不及了，一代文豪与所谓的“酒仙”就此魂归道山，离谱收场（金实秋《泡在酒里的老头儿》页174、徐强《汪曾祺文学年谱》页195、《老头儿汪曾祺》页370）。

汪曾祺这么意外地猝死于饮酒过度，我始终觉得很可惜，也无法理解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多年之后，他的知交范用在与李怀宇的访谈中感叹，“汪曾祺喝的酒太厉害了，跑到四川的酒厂里去喝，就是喝酒把命送了”（《最后的文化贵族》辑2，页97），是说了大实话——事后林斤澜、邓友梅、陆文夫们再如何遮掩都无济于事的，尽管“喝酒喝死了”确实名誉不太好。如此“遽尔殲夺”，汪曾祺自己也是毫无精神准备的。据李木生的文章说法，他万万“也没想到会走得这样早”，因为早年看相的说他能活到90，他虽然未敢深信，但也笃定必超77，所以那时的他还规划再写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散文集、一本《聊斋新义》，以及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见李文《世纪绝唱汪曾祺》），而且他本身“有点怕死的”，老来口头禅就是“活着多好呀!”，可叹希望全部落空。说来说去，就是酗酒害了他。汪曾祺70岁时，画家鲁光就觉得他已经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对他动辄吹牛的“不戒烟不戒烟”的“养生之道”就很不以为然。虽然，汪曾祺自己也门清，他“身体还不错，靠的就是书画，这比每天一早出动锻炼要强百倍”，而非什么“诗酒精神”，与忘年交徐城北私下说过实话，只是就是戒不掉酒（《你好汪曾祺》页89）。

坦率说，以彼时的医疗条件，以及其可享受的待遇，他完全可以活得更长寿得多，这么一位深藏若虚厚积薄发的天才级，也可以留下更多的好作品，可偏偏就这般无端送命。我觉得这不仅并非什么“惟有饮者留其名”的佳话，还是一种难以理喻的不自爱。而且，从种种资料上看，汪曾祺生前，每每这么公然海饮烂醉，他的那些朋友们却还总是哄着他喝，给他戴高帽是什么“酒中仙”之类，“铁粉”金实秋甚至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吹扬，其实也是很不负责任的；包括汪曾祺的家人也是如此，纵容过度，没有及早干涉，后来医生三令五申必须戒酒，家人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在“不落忍”的幌子下，也没有尽到家属的职责。我作为一个滴酒不沾的无趣之人，虽然说出来很得罪人，但一贯看法都是如此：不管你是“读书人”还是“屠狗辈”，酗酒都是很糟糕的一种生活方式，简直害（家）人害己，前者的贪杯纵酒更不该去美化，似乎“应须美酒送生涯”的及时行乐、放浪形骸、玩物丧志、虚度年华乃至无端自残，还是一件富有诗意与雅趣的人生情怀、美学追求、文化传统，那真是咄咄怪事了。一句话，偶尔的“浅斟低唱”，进而“且以酌醴”，固然不失为乐事雅事一桩，可要沦为“酒鬼”，堕为酒精依赖者，说什么“十杯八盏六十四度，却也能敌那晚来风急”，放在哪朝哪代哪家哪户都是很糟糕的恶嗜者。古龙是常年酗酒肝硬化，47岁就挂了；邓散木据说更是名副其实的“酒仙”，与人比酒量一口气能喝黄酒50斤，结果晚年因血管堵塞截肢，很快又因胃癌去世，更著名的范爱农乔大壮应该都是深夜醉酒掉河里死的。台静农一生好酒，但就“颇能节制”，多以微醺助兴为主，几乎不曾真正醉倒过，所以能活88，止于至善，人书俱老。

汪曾祺就有“酒鬼”的一面。他是一辈子都沉湎于“酒乡”之中的，号称“无酒不成书”。受“家教”影响，他三四岁就开始就喝白的了，是汪父给“熏陶”出来的，其母每回“又急又气”叫喊阻挡也于事无补。苏中泰兴高邮一代，似乎民风就好酒，向是所谓“酒乡”，陆文夫就说自己10岁出头就好酒，乡下婚宴“闹酒”敢跳出来与“资深酒鬼”拼酒，“下席后虽然酣睡了三小时并不为败，更不为丑”云云（《壶中日月》页23）。汪是自小就父亲对酌，咸鸭蛋都能配酒，十几岁时醉酒就已是“大器早成”，家常便饭。汪曾祺儿子汪明也说老爹是“泡在酒里的”，曾说自有记忆起，老爹就是每餐端了一叠油炸花生米，“一只满到边沿的玻璃杯”酒，“自管自地先上了桌”。这位老爹还想也教三四岁的汪明喝那“又辣又呛”的高度白酒，幸亏汪妻施松卿尚有理智，终于能阻止掉，“妈闻声起来，又急又气：曾祺！你自己已经是个酒鬼，不要再害孩子”，汪曾祺则“还在笑着”。自少及老到去世，汪曾祺几乎每天都要喝的，完全就是重度酒精成瘾者。“此物最相思”，他是宁可数日无饭，不可一日无酒的，后来为了有好的“下酒菜”，还特意学做得一手好菜，硬生生把自己逼成“野生美食家”。我觉得汪曾祺的文章并没有太好，最大特色在于往往都虎头蛇尾，总怀疑他是写着写着，酒虫钻上来了，就掉臂不顾，亦或草草收尾的。与多数人的观感恰恰相反，我觉得嗜酒并没助长他的灵感，而是最大程度限制了他的文学成就。一般来说，重度嗜酒者，并不适合当作家，更宜搞艺术。这样的汪曾祺，也难怪一辈子都写不出长篇小说。他不可能有那个耐力。他自己找补，说因酒“牺牲了一些精力”，但“赢得了文体的峻洁”，确实可以哄哄那些汪粉。李辉、刘心武们跟风吹捧的态度，我尤其无法理解。

汪曾祺最著名的“风流韵事”，自然是在西南联大念书时期，时不时都要烂醉如泥睡到大街上，且从来都是天亮才回宿舍睡觉，以至于大学五年，与一位黎明即起的上下铺同学居然从未见过面，最终也没拿到毕业证书，只是肄业。后来的人，都替他缓颊，说是国事蜩螗内忧外患，加之又生活环境恶劣，“寝席难安，辗转反侧”，致使他不得已酗酒解忧，其实是说不过去的。我看与他差不多同时入学的杨振宁，晚年回忆就明确说过，“即便在抗战时的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也没饿过肚子，只是吃得差一点儿”（尹捷《我的北京岁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社2026版，页14），盖彼时的联大学生既享受公费，也是有补助金的，只要不乱花，日子肯定过得去，国难之际更该加紧读书才是。汪曾祺纯粹自己太缺自制力，上大学时酒精成瘾已经很严重，只是时人医学常识缺乏，还只当是“痛饮酒，熟读离骚”的名士作派标配。朱自清是正经人，对他这种不负责任的“疏狂作派”，倒是公开表示讨厌的，可惜毫无效果。1981年，汪“衣锦还乡”回到老家高邮，住在当地县招待所，次日接待人员前往接驾，赫然发现“房间里到处可见酒瓶子”，桌上、壁橱，乃至墙角四处都是，还吓了一跳。汪曾祺这种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扛起“酒林大旗”的作风，只怕任何正常人见了都要吓一跳。

再后来，汪曾祺妻子施松卿，多少也是很放任丈夫沉酗于酒的。杨早《汪曾祺1000事》一书第555则就说的是，当年汪曾祺“被揪后第一次回家，样子有点尴尬、可笑。孩子们对父亲亲热依旧，评论他的秃头。汪曾祺给孩子们讲“黑帮”的新鲜事，也拿“造反派”开心。施松卿告诫孩子们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即便在那样的岁月里，施松卿口头上做做样子，要与之“划清界限”，暗地里都要偷偷给他打酒喝。到了晚年，似乎更变本加厉了，有时他一个在家，家人半夜回家一看，“老头在卫生间睡着了，满屋酒味”。有段时间，他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剁下来”。如果不是还有书画，可以让他“抒发自己心中的闷气”，这位“酒仙”应该77都难奔现的。按拜访者回忆，晚年汪家照样满墙壁都是酒，而且不乏好酒（当然都是别人送的），而且访客告辞时，施松卿还会主动“硬要”人家“带一瓶酒回家去喝，有一次竟然带回了一瓶人头马”云云，亦可证即便到了汪曾祺老年应该严格禁酒时分，汪家应该都没有切实遵照医嘱，给他戒断的。而按照作家谢石的观察，汪曾祺的酒量当在“两瓶茅台”之上，因为1993年的某次宴会上，他亲眼看见老汪遭“一桌人反复轮流轰炸，他居然一一笑纳，杯空见地”，眼见他身前两瓶茅子一下子就空了。固然，这样豪爽真性情的汪曾祺，很博得同行好感，可你说如此喝法，跟自残到底有多少区别呢？从年谱看，汪曾祺去世前一年的三四月份，施松卿也已经瘫痪在床，无法自理，想管也管不到他了，出大事也就在须臾之间。

要说他的那些“好友”尤其是“酒友”诸如朱德熙、林斤澜他们，自然更是姑息。起初，老舍在世之日，每回聚会都会把汪曾祺叫去，老汪则屡屡“开怀畅饮，扶醉而归”——尽管老汪在老舍底下勤勤恳恳上班10年，老舍据说都没正眼瞧过他，让沈从文很是气愤。他们这些人，“酒逢知己千杯少”，不仅时不时凑在一块喝，还往往都能“从中午喝到下午”，宛如马拉松，日后还统统成为他们口中笔下的“佳话”。汪曾祺去世前三年，已经因病住院，医生检查后认为别的问题不大，惟酒千万得戒掉，郑重警告“否则后果堪忧”，结果汪本人不当回事，每早出门趁着买菜的间隙，偷偷拎着杯子打酒，站着喝完才回家。可因为喝得毕竟“不痛快”，就有了一点戒断后的反应。可就是这样了，他的那些“挚交”，比如邓友梅他们，竟然还好事干涉起来，特意给汪家人传话，说应该继续让老汪喝（邓友梅《再说汪曾祺》）。我看到这，都恍惚起来了，实在搞不懂这些“酒友”都是些什么朋友。我看几乎每一场“笔会”，汪曾祺都是大喝特喝，喝到明显“眼睛淤血了”，也不见几个人拦他，反倒起哄的居多，这些我也无法理解。有时，老汪头酒瘾犯了，“居然在大街上，一边走路，一边喝酒”，比如桐庐笔会那一次，同行那些“文友”也是当“妙绝韵事”喝彩的，结果我们的汪老师自然也就在一次次鼓掌声中愈加迷失了自我，似乎喝得更起劲了，喝到最后只怕都有表演的成分。或许，应该可以这么想，反正老汪病了、残了、死了，他们这些瓜众又不会掉一块肉，也不会找他们出一块钱医药费，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可能是我自己不喝酒，连啤酒都极少下肚，所以很难欣赏这样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而且直觉上就是很反感、很反对。实际上，汪曾祺那种喝法，喝得天昏地暗，喝得千疮百孔，早就喝伤了，老人的身体怎么支撑得住，就差迎风一吹倒了。他去世前些年，就已经有很明显的征兆了。贾平凹曾回忆说，那一年他进京参加文代会，“最后一次见到汪曾祺”，一碰面就猛然“发现汪老脸皮比较黑，当时心里就好像咯噔一下”，暗揣此老大事不妙，果不其然他“过了不长时间就去世了”，是因“饮酒过多引发痼疾而亡”。如此死法，我觉得很没有意义，一点都不“浪漫”。很多人说，这是文人性情，这是名士风流，这是高级知识人的与众不同高格调，我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很简单，不能因为人家是“大作家”就另眼相待，扯什么“玉楼赴召去了”，另置标准。这分明是一种非常颓废的人生，也是很荒唐不负责任的活法，要换了我辈普通人，倘也常年“终席叫呶”乃至“醉瘫一团，扶都扶不住”后嗝屁了，大概率要换得网友们一句“活该”而已。

汪曾祺这么去了，我一直觉得是当代文坛里最莫名其妙的，自然也是至为可惜的。因为他那时创作力还很强的，临终前一周都还在写作，水准并不低。上午闲翻焦桐新书《慢食天下》（三联2025版），其中一篇是“论戒酒”，提到北大早逝的学界诗坛才俊胡续冬，说他“性格放荡不羁，看似很六朝”，早年当也“放纵恣肆喜豪饮”，待到“医生警告必须绝对禁酒”时，到底来不及了，“2011年突传去世，令人至今怅惘”。我想，这才是正常人“爱人以德”的态度吧。

2026.9.4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