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72年，广东嘉应州人罗芳伯带着一批客家乡亲，抵达婆罗洲西部的坤甸。这里不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而是金矿、森林、河港和武装势力交织的陌生地带。对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来说，这一步，等于放弃了中原士人的常规道路。
罗芳伯生于1723年，早年曾读书习武，也结交过不少江湖人物。关于他是否正式加入天地会，史料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与闽粤秘密结社之间确有密切联系。更准确地说，他把其中讲义气、重互助、讲平等的组织方式，带到了海外。
当时的闽粤地区人多地少，谋生并不容易。清代海禁虽有松弛，百姓私自出洋仍常被视为违禁之举，可饥荒、贫困和金矿消息，还是不断把人推向南洋。婆罗洲的华人，早已有人种稻、种胡椒、挖煤，也有人冒险淘金，只是各个村落彼此分散，缺乏共同的规矩。
罗芳伯看中的，正是这种“有资源、没人管”的局面。他没有一上来就争夺王位，而是先从最现实的事情做起：组织人手，开采金矿，分配收益，解决纠纷。有人问他：“大家来自不同地方，凭什么听你的？”罗芳伯回答：“同来讨生活，就不能各顾各的。”
这句话未必见于原始档案，却符合当时华人矿工群体的生存逻辑。采金不是单凭力气就能发财，水源、粮食、运输和防卫，样样都要合作。罗芳伯以同乡关系和结社传统为纽带，把零散矿工组织起来，逐渐形成了具有武装和行政色彩的兰芳公司。
“公司”二字，不能简单理解成今天的商业企业。十八世纪东南亚的华人公司，往往同时承担矿业经营、治安防卫、司法调解和地方治理等职能。兰芳公司既要同其他华人矿区竞争，也要同当地苏丹、土著部落和海盗势力打交道。
有意思的是，罗芳伯并没有只靠武力扩张。他一面整顿矿区，一面同当地统治者建立关系，承认对方的地方权威，同时争取华人聚落的自治空间。这样做，比单纯占地更稳妥，也让兰芳势力从一个采金团体，慢慢变成了区域性政权。
1777年前后，兰芳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后来的华人文献常把它称为“兰芳共和国”或“兰芳大总统制共和国”，但学术界对这一名称仍有讨论。它确实拥有推举首领、制定规章、组织武装和处理诉讼等制度，却不能完全套用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
罗芳伯在内部被称为“大哥”，对外则常使用“大唐总长”一类称呼。这种称谓既有天地会和同乡会的色彩，也反映出海外华人对唐人身份的认同。兰芳的首领并非严格世袭，继任者往往要经过内部推举，这在当时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相当特别。
不过，所谓“面积大韩国六倍”，更多是后世文章中的概括，不能当作精确国界。兰芳的实际控制范围，随着矿区、盟友和地方势力的变化而伸缩，并不是一块边界清楚的现代领土。它的影响力确实不小，但夸大面积，反而容易掩盖其真正的历史价值。
标题中所说的“至今说广东话”，也需要辨析。兰芳居民多来自广东、福建，内部通行的主要语言并非今天通常所说的粤语，而是以客家话为主，同时夹杂潮州话、闽南话和马来语。坤甸华人社会保留了不少客家传统，不能笼统说成“广东话”。
罗芳伯真正担心的，是外部强权。十八世纪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断扩大在爪哇及婆罗洲的影响。兰芳可以击退地方武装，却很难抵挡拥有舰船、火器和殖民体系的欧洲势力。因此，罗芳伯曾试图同清朝建立联系，希望获得某种保护。
清廷并没有正式承认兰芳为藩属国。乾隆时期，清政府对海外华人总体上采取冷淡甚至戒备的态度，双方更多只是存在贸易往来。罗芳伯想借清朝名义震慑荷兰，愿望可以理解，却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政治保障。
1795年，罗芳伯在坤甸去世，兰芳随后由江戊伯等人接续治理。此后，内部推举仍在延续，但外部环境越来越恶劣。1840年以后，清朝国力衰落，荷兰势力则逐步深入婆罗洲，兰芳的自主空间被一点点压缩。
1884年前后，荷兰人击败兰芳的主要抵抗力量，兰芳政权实际上走向解体。1894年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后，荷兰更不再顾忌清政府的反应。1912年清朝覆亡，残存的兰芳政治形式也随之消失，婆罗洲西部被纳入荷属东印度的殖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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