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李世民批评杨坚的地方主要着眼于为君之道和道德层面，其实并不客观。当然，作为同行兼文治武功俱佳的李世民，他的批评自然很对，毕竟他比杨坚要优秀。
隋文帝杨坚在我们国内历史上的评价普遍偏低，在国外研究我国历史的史学家中评价却很高，尤其是《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主编崔瑞德，对杨坚就推崇备至，主要原因就两个，一是杨坚结束了南北分裂，实现了大一统；二是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制度，比如：三省六部中央官制、地方实行州县制、选官实行科举制、修订《开皇律》、继续推行均田制。
从制度创建和历史宏观影响的角度来看，杨坚一点都不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超过李世民。
我们经常听到的几个词叫：汉承秦制 、唐承隋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这说明后代王朝的制度是对前代王朝的继承和改良。而唐朝的很多制度基本上是承袭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州县制、科举制、唐律、府兵制，基本上都是沿袭的隋制。
李世民完全借鉴了隋文帝杨坚开创的帝国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坐享其成”，他批评隋文帝时，却完全忘了隋文帝也是他的前辈和老师。
隋文帝虽然功绩很大，但在私德方面确实太差劲了，也无怪乎李世民经常拿他作为反面教材。
李世民对杨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篡位得国、猜忌多疑、独断专行、听信妇言废立失当以及君臣关系崩坏这几个方面。
在贞观四年与萧瑀的对话中，李世民指出杨坚“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李世民亲自撰写的《隋高祖论》中，也直言杨坚“欺孤儿以致天下，夺寡妇而登神器”。
杨坚得天下也确实太容易了些，他身为北周外戚，大权独揽后篡夺了年幼的北周静帝的皇位。欺负孤儿寡母其实并不是个例，后来的赵匡胤也是通过欺负孤儿寡母夺得天下。李世民是马上得来的天下，他自然瞧不上杨坚这种轻易夺天下的人，他就觉得杨坚道德下限很低。
李世民还批评杨坚“性至察而心不明”，看似精明实则内心昏暗，猜忌多疑，这导致他对群臣极度不信任，破坏了健康的君臣关系。李世民和臣子的关系非常融洽，是历史上“君臣相和”的典范，他批评杨坚君臣失和也没啥毛病。
李世民还批评他“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因为害怕大臣谋反，所以凡事都自己决断。李世民认为这是极其低效且危险的治理方式，一个人的精力和智识总是有限的，如果事必躬亲，一定干不好。
李世民还批评杨坚“惟妇言是听”，废黜了有治国大才的宰相高颎以及太子杨勇。还批评他“混淆嫡庶”、“废长立少，付托失人，功臣良将，诛夷备尽”，在立储问题上犹豫反复，最终导致祸及自身和王朝的覆灭。但李世民本人在立储一事上也并不比杨坚多高明，这个批评并不理直气壮。
从上面这些史料来看，李世民主要着眼于批评杨坚的为君之道、个人道德，对于一个皇帝而言，为君之道和个人道德当然很重要，但绝不能因此就忽视杨坚的开创性成就。
杨坚开创的制度延续了近1300年，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私德和为君之道，倒不显得怎么重要，李世民对他的批评倒更像是吹毛求疵。
这就引申到一个问题上，评价一个人，是着眼于当代还是整个历史，当代和历史哪个更重要？
杨坚可能因为私德问题，“罪在当代”，但他于历史功绩很大，所以“功在千秋”。李世民的军功和贞观之治可能更像是“功在当代”，于千秋而言，更多的还是明君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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