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万志愿军拥挤在江边，遭美军炮击伤亡过万，军史记载：一次血的教训

1951年4月23日，朝鲜临津江南岸，杨得志盯着地图上的一片狭长地带，前线电报却不断传来：部队已经渡江，突击却被阻住，后续兵力还在陆续压上。江南地域不足20平方公里，五个师的志愿军被挤在这里，危险正在悄悄聚集。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渡江受阻，而是第五次战役中最沉痛的失误之一。后来杨得志回忆，五个师拥挤在临津江南岸，遭到敌军炮火突击，伤亡很大，至今回想仍然痛心。

第五次战役发起前，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数月。第四次战役中，部队损失约5.3万人，许多连排干部和老战士倒在阵地上。为了恢复攻势，中央军委调集杨得志第十九兵团、陈赓第三兵团，并配合休整后的宋时轮第九兵团，准备给美军和南朝鲜军队以更大打击。

当时，国内新补充的部队完成整训，部分苏式装备也运到前线。各师增设炮兵团、高射炮营、无后坐力炮连和120毫米迫击炮连，火力比早期入朝时明显增强。部队上下难免产生乐观情绪，认为既然过去凭借旧式武器都能突破敌阵，如今装备改善，胜利自然更有把握。

有些干部甚至把美军的防线比作“鸡蛋壳”，觉得外硬内空，一捅就破。这种判断并非毫无来由，前几次战役中，美军确实多次因担心被包围而后撤。但砥平里战斗改变了情况。

1951年2月，砥平里一战，美军依靠坦克、机枪和炮兵组成环形防御，顶住了志愿军的连续攻击。美军开始明白，只要依托火力构筑坚固阵地，即使被穿插包围，也能等待援军或寻找机会突围。

变化还不止这一点。第五次战役前，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大幅增加炮弹储备，并把火炮部署到更靠前、更有利的高地。他主张以密集炮火替代人员硬扛，后来被称作“范弗利特弹药量”。志愿军却没有充分掌握这些变化，仍按过去的经验设计穿插路线。

1951年4月22日晚，第五次战役正式开始。志愿军三路推进，东线和中线进展较快，第九兵团一度迅速南进，第十九兵团还歼灭英军格洛斯特营，战场形势看起来相当有利。

但临津江方向却不同。第十九兵团所属第六十四军奉命渡江，直插议政府，切断敌军退路。4月23日凌晨，六十四军先头部队击溃南朝鲜第一师部分守军，四个团渡过临津江，占领长坡里、高士洞一带。

问题随即出现。六十四军在弥陀寺以北遭到阻击，几个小时过去，仍未能打开突破口。杨得志急令部队当晚继续向议政府突击，预备队第190师也被投入战斗。然而直到24日凌晨，主力依然被挡在麻山里、东文里一线。

表面上，阻挡他们的是南朝鲜第一师；真正造成困难的，却是纵深炮兵和空中力量。志愿军炮兵受到江北地形限制，难以跟随步兵过江，前线缺少重火力支援。战士能够冲到阵地前，却很难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更麻烦的是，第六十五军两个师也渡过临津江，准备配合第六十三军攻击英军第29旅。六十四军没有打开通路，后续部队便和先头部队挤在了一起。原本计划中的多路穿插，逐渐变成兵力拥塞。

江南地带狭窄，人员、骡马、弹药和伤员集中在一处，白天又难以隐蔽。美军炮兵很快找到了目标，飞机也频繁临空。炮弹、炸弹和燃烧弹接连落下，部队既不能顺利前进，也难以迅速后撤，伤亡不断增加。

杨得志曾发出严厉电令，要求六十四军完成穿插任务。命令背后，是对战局的焦急，也是对江南部队安危的担忧。可战场上，意志并不能填补火力差距，严厉命令也无法让敌军炮火减弱。

据徐焰教授研究，志愿军在临津江一带伤亡超过万人。具体数字因统计口径和史料保存情况存在差异，但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损失惨重，是各方战史都承认的事实。五个师、约六万人的部队被压在狭窄地域，成为美军纵深火力集中打击的对象。

第五次战役持续九天，志愿军仍向南推进约50公里，却没有实现歼灭美军一至两个师的目标。美军越来越擅长依托环形阵地固守，白天凭借炮火和空军突围，夜间则收缩防线。志愿军能够包围，却难以成建制吃掉对手。

彭德怀很快判断出，继续向汉城方向硬攻，可能落入范弗利特预设的火力圈，于是结束了第一阶段攻势。临津江的惨痛代价，也迫使志愿军重新认识现代战争中的火力、地形和后勤问题。

战斗结束后，第十九兵团开始改进工事。杨得志视察第六十五军阵地时发现，正斜面工事即使挖得很深，也可能被密集炮火摧毁；反斜面坑道却能利用山体遮蔽，避开炮弹直接杀伤。这个细节，后来成为重要转折。

在随后的防御作战中，反斜面坑道得到推广。范弗利特曾集中发射数百万发炮弹，却很难像临津江那样轻易撕开志愿军阵地。战争没有因为一次惨败而停止，部队是在付出巨大代价后，逐步找到了抵御敌军火力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