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万钟对分散部队顾虑重重，徐向前奉朱德之命前去拜访：你不妨一试

1938年3月，山西沁县小东岭村，朱德、徐向前和曾万钟几位将领谈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部队究竟该集中作战，还是分散到乡村打游击。曾万钟没有马上表态。他刚从华北战场下来，对日军的火力、机动能力和进攻方式有着切身感受。

曾万钟率领的第三军是滇军旧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部队奉命北上，在河北易县、涞水、高碑店一带阻击日军，随后又参加保定战役。战斗的惨烈，使不少国民党将领形成了一个判断：日军装备占优，只有把兵力攥成拳头，才有可能挡住对方。

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道理。保定失守后，部分部队出现撤退和防区失守的情况，前线局面很快恶化。曾万钟由此更加相信，部队一旦分散，彼此难以照应，遇到日军重兵扫荡，很可能连原有的本钱都保不住。

同年10月，曾万钟率部转战山西，参加娘子关战役。部队在敌军压力下坚持四十多天，最终突围进入太行山。后来，他又与八路军第129师协同作战，但对于八路军把正规部队化整为零、深入乡村发动群众的办法，始终没有完全放心。

朱德看出了他的心结。

1938年3月，徐向前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朱德便对他说：“你去见见曾将军。”徐向前与曾万钟见面后，没有空谈理论，而是从第129师进入山西以来的作战经验说起。红军时期的反“六路围攻”，也被作为实例提了出来。

徐向前解释，游击战并不是把部队拆散后各自为战，更不是遇到敌人就躲避，而是依托地形、群众和情报，把兵力分布到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敌人集中时避其锋芒，敌人分散时突然出击，打完即走，不给对方形成合围的机会。

曾万钟听得很认真。徐向前最后只说了一句：“曾将军不妨一试。”这句话分量不轻，却没有强迫意味。因为曾万钟明白，真正能改变判断的，不是几句解释，而是一场摆在眼前的胜仗。

机会很快出现。

神头岭伏击战后，日军在晋东南的运输线受到威胁。黎城至涉县一带，公路沿线据点密布，日军依靠汽车运输兵员、弹药和粮秣。第129师判断，若能在道路上再打一次伏击，不仅能消耗日军，还能迫使其放慢进攻节奏。

刘伯承因要到八路军总部参加会议，决定由徐向前负责指挥。徐向前派出便衣侦察组，化装成农民、小贩和教书先生，连续两天摸清了黎城、东阳关、涉县一线的兵力和运输规律。侦察结果显示，响堂铺附近道路狭窄，北侧便于隐蔽，南面又有河道阻隔，正适合布置伏击。

3月31日拂晓前，第129师各部进入阵地。769团、771团和772团分别控制道路两侧及附近高地，陈赓负责统一协调，邓小平在后方掌握联络。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772团左前方，身边只有一部电话和几名参谋。

战斗尚未开始，电话突然响起。陈赓报告，东阳关方向有日军向马家峪活动，远处高地还出现了“敌骑兵”，担心部队已经暴露，便请示是否撤回主力。

徐向前没有急着下令。他判断，如果日军真的发现伏击圈，派出的兵力不可能只有两百余人；所谓骑兵，也需要进一步核实。陈赓再次追问：“撤不撤？”徐向前回答：“没有命令，原计划不变，继续隐蔽。”

随后派出的参谋查明，那些“骑兵”只是百姓赶着毛驴经过。虚惊消除后，日军山田辎重队进入道路。两个汽车中队的运输车辆排成近两公里长的队伍，逐步钻进八路军预设的伏击圈。

徐向前抓起电话，下达命令：“打，狠狠地打！”枪声从道路两侧同时响起，手榴弹和迫击炮火力迅速切断车队。日军失去机动能力，增援又受到地形和距离限制，战斗持续两个多小时，八路军毙伤日军四百余人，击毁汽车一百八十余辆。

曾万钟站在高处观察战场。他看到的不是一支四散的部队，而是一张由侦察、群众、地形和各路兵力共同织成的网。部队分散，是为了隐蔽；突然集中，是为了形成打击力量。战后，他握住徐向前的手说：“贵军如此善战，令人钦佩。”

这次实地观战，对曾万钟的影响很直接。此后，他在中条山地区继续率部与日军周旋。1939年至1941年间，中条山成为华北抗战的重要屏障，日军多次发动进攻。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遭受重大损失，曾万钟所部仍坚持作战，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相继牺牲，部队在当地军民掩护下坚持四十多天后突围。

曾万钟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滇军和北伐战争，1930年获授中将军衔。抗战期间，他由第三军军长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他因反对继续内战而退役。1949年后，曾万钟担任云南省政协委员、参事室参事，并参与云南省民革组织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