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主体性 主导数字生活 | 社会科学报

重建人的主体性和增强独立思考能力，或许是我们重新主导数字生活的必经之路。没有认知能力的民主，只能是程序的空转；没有公共协商的技术，只是更高效的奴役。跨越AI时代的认知鸿沟，不仅是技术治理问题，更是公共领域能否重新公共化的文明底线问题。我们需要在数字公共空间中，通过不断讨论、不断反思，重新建立一种数字生活的新范式。

原文 ：《重建主体性 主导数字生活》

作者 |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 毛万磊

图片 |网络

今天，各类APP、手机及智能设备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我们的数据。我们佩戴的智能手表，家中放置的智能终端，甚至每天为起床而使用的手机闹钟，都在记录各类信息并数据化。当这些数字化设备不断进入生活场景和公共空间时，一个根本性问题随之浮现：我们是否真正掌控技术并由此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是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

进入AI时代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由”问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一逻辑惊人地呼应了AI时代的人们。相较而言，我们今天是否拥有了更多自由？“80后”和“90后”是有比较感的一代，既知道没有互联网的生活是何模样，也目睹了互联网全面融入人类世界之后的生活状态。深思比较过后留下的可能是惊恐，我们自认为是技术的主人，可以享用乃至任意使用技术，但真正的现实却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字世界的奴仆。审视我们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很多时候是被资本控制的技术所牵引，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对此进行生动地呈现。

至于我们是否享受了更美好的生活？答案可能也是不确定的。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使用大量技术去操纵生活，如改变工作方式、缩短通勤时间、节省家务劳动。未来，仿佛一切都可以由机器人完成。但需要进一步问，节省下来的这些时间，究竟被拿来做了什么？技术的发展确实节省了大量时间，但这些时间是否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充实了？恐怕未必。例如，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将这些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短视频世界之中。反观一些看似浪费时间的事情，享受其过程才是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指向一个更为宏观且重要的议题：个体困境与公共场域正在形成新的互动与挑战。更准确地说，我们不能忽视个人在叠加数字属性后对公共治理的影响。因此，在技术与市场、国家的互动中，如何重新认识“个体”，并在此基础上推进更好的治理，成为必须认真讨论的公共性问题。

数字鸿沟3.0及其影响

为思考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分析工具——“数字鸿沟3.0”。数字鸿沟是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在信息技术进入人类社会初期，不同人群在接触和拥有信息技术方面存在显著差距。这是我们熟知的数字鸿沟1.0，表现为接近沟（Access Gap）。时至今日，我们面对的问题不再是设备不足，而是信息设备充斥在日常生活的情况下，如何过有节制的互联网生活。在此背景下，数字鸿沟发展出新的内涵，即不同人群对于信息设备的使用方式存在差异性。最简单的理解是，一部分人把信息设备当作生产力工具，另一部分人则更多将其当作娱乐消遣的设备。由于使用方式的差异，个体收益便出现了巨大落差，我们称之为数字鸿沟2.0，表现为使用沟（Usage Gap）。

如今，AI时代催生出了数字鸿沟3.0，有学者将其称作“收益沟”。但这一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前两个阶段的数字鸿沟最终也是表现在使用收益的差异上。数字鸿沟在AI时代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认知沟（Cognitive Gap）。所谓认知的鸿沟，不是说会不会使用AI工具，有没有使用AI工具，而是在使用AI工具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还保有自主性，是否还保有批判性思考。换言之，AI工具是否真的让我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从近期观察来看，情况可能并不乐观。例如，生活中很多人直接把AI输出的结果当作答案，拿来即用、复制粘贴。这在近两年高校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中十分普遍，出现了大量对仗工整，但缺乏逻辑和深度的“水文”。AI当然是非常好的科研工具，问题也不在于能不能用，而在于我们能否在与AI的对话中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思想。

一个普遍接受的共识是，AI时代最重要的能力是提出一个好问题。但关键在于，提出好问题本身就是这个社会中最稀缺的能力。进一步地，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从哪里来？以人文社科为例，可能还必须回归“笨方法”——高质量的阅读、带批判的思考、有深度的讨论。提问能力的习得，在任何情境下都不可能单靠AI实现。因此，越是在技术发达的条件下，对个体能力的要求反而越高，这正是AI时代的个体悖论。

当提出好问题成为未来人类的生存技能，工具性劳动（几乎包括所有体力劳动和绝大多数脑力劳动）不断被AI取代，人类又一次面临失业的恐慌。正如杰里米·里夫金在《工作的终结》中提出的，随着技术发展，大量劳动正在变得不再需要。未来工作究竟是要终结了，抑或不过是一种新的“卢德谬论”，仍有待于观察，但由于认知鸿沟带来的“人的非理性化”趋势却早已明朗，其影响已经超越私人事务，快速渗透到公共生活。一个广为熟知的事件是英国脱欧公投。当时留欧派相信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理性的公众会站在自己一边。但现实中的公众并没有按照留欧派经验中的“理性人逻辑”去投票。相反，脱欧派通过情绪动员、叙事煽动，成功影响了公众的选择。如今，由资本、政客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控制选民行为的案例在西方票选政治中比比皆是。或许我们真的已经进入赫克托·麦克唐纳所论述的“后真相时代”。

于是我们必须追问：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所仰仗的经济人假设——人是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今天是否依然成立？按照数字鸿沟3.0的分析，在AI技术的筛选和助推之下，人们正在逐渐丧失自主性以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结果是，大众正变得不再关注事实，固守己见，基于情绪做出选择。这让协商、包容、妥协和共识等现代社会得以有效运行的根基不断被侵蚀。如果“人是理性的、客观的经济人”这一前提正在被动摇，那么那些建立在理性选择基础之上的经济学、政治学范式，也许都要重新被思考。

如何主导数字生活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中对数字时代作出了深刻诊断：数字媒体并未兑现其赋权公众的承诺，反而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掌控自己的数字生活和集体的公共生活？按照数字鸿沟3.0观点，重建人的主体性和增强独立思考能力，或许是我们重新掌控数字生活的必经之路。没有认知能力的民主，只能是程序的空转；没有公共协商的技术，只是更高效的奴役。跨越AI时代的认知鸿沟，不仅是技术治理问题，更是公共领域能否重新公共化的文明底线问题。我们需要在数字公共空间中，通过不断讨论、不断反思，重新建立一种数字生活的新范式。

对于个体而言，应该倡导一种哲学家式的数字生活，在技术浪潮的喧嚣中，为个体心灵的安放与公共价值的捍卫寻找一种古典而恒久的方案。苏格拉底在两千多年前曾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在AI时代，这句话或许应该改写为：“未经省察的数字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甚至是危险的。”AI时代对公共治理而言也是一个巨大挑战。面对更加隐蔽的资本和更加难以驾驭的技术，国家必须具备一种整合碎片化、撕裂化数字社会的能力。

当然，我们今天还得要警惕一个被忽视的倾向，就是学术话语和公共舆论可能在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和兜售技术焦虑。汤姆·斯坦迪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把电报）与互联网两相比较，我们现代人的妄自尊大被暴露无疑。对互联网的大肆吹捧，也曾经发生在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视这些当时的新技术上。”类似的夸大和焦虑或许也发生在我们对AI时代的认识上。可以确信，人类定会适应数字生活并重建主体性价值。但作为现时代的微观个体，有价值的阅读和有批判的思考，依然是我们从容应对进而更好掌控数字化生活的基石。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5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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