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与历史｜沈阳的一个社区，和东北亚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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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西塔是日本人“满铁附属地”和张作霖主导商埠地交界之处；是中国主权京奉铁路和日本控制南满铁路交叉会合之地；早年，西塔是清王朝最初作为内亚政教合一的喇嘛教象征；如今它是沈阳朝鲜族聚居区和韩国娱乐饮食文化潮流之地，沈阳最活跃的商圈之一。

宋念申选择通过沈阳一个社区——西塔写东北亚四百年间的历史。清的崛起，清的控制范围，满洲的封闭与开放，日本的崛起与失败，俄罗斯和苏联在东北亚的渗透和占领，短暂的满洲国，新兴共和国的工业梦想……宋念申说，理论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作为全球史写作的出发点，“任何一个地方都内蕴着全球性，都汇聚着流动与多元”。虽说如此，但西塔本身确有独特而且鲜明的魅力，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选择西塔，只能解释为作者的敏锐与好运气。

对于一个对西塔和奉天历史多少有些了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用很多档案和采访重新解读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具有启发性。例如他很简洁地指出了 1904 年日俄战争后这个地区历史沿革的核心矛盾所在：两种资本主义——殖民性的资本主义和民族性的资本主义的冲突；他还通过一个田野调查对象所表达的——“在中国，对殖民主义多面性缺乏批判性理解，使部分当代人对伪满时期的遗产有种怀旧式的欣赏”——将这种冲突的影响一直延亘到经历工业崛起、工厂关闭工人下岗完整流程之后，人们当代情绪产生的根源。

《西塔》另一个巨大优点在于其语言克制准确。这一点极其难得，它没有被当下语言和意识形态所干扰，以一种平实的语气去描写这个空间中四百年里来来去去的人——包括上世纪上半叶活跃在满洲的日本人。你可以把它归结为是宋念申在接受采访中所提及的“微观史背后的巨大的关怀”，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负责任的学者态度，作者有勇气和野心希望这些文字在更长远的时间里是能留下来的文字。

经出版方“世纪文景”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节分享给读者。

显微镜：两座火车站

1910年7月，南满铁路有了一个全新的奉天站。在日文资料中，这座车站叫“奉天驿”，是南满铁路最大的站点。它不但取代了俄国人修建的、小得多的谋克敦站，而且功能上也远不止是一座车站。1908年，俄国人刚把路权转交给日本后，奉天驿工程就展开了。最初的计划极具野心：“满铁”意识到，奉天是南满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向中国政府提出，将奉天驿作为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共同的车站。中国政府当然拒绝了如此狂谬的提议。不过，“满铁”依然将车站建筑及站前广场当作（日本控制的）奉天满铁附属地的枢纽。奉天驿占地面积很大，初始设计是27英亩（约109480平方米），后来又增加了18英亩（约73670平方米）。为此，“满铁”投入资金30万到34万日元。车站主体建筑在1910年完工时，占地面积为1785平方米，轻松成为城市西郊最为宏伟的建筑。两层砖砌结构的车站，第二层包括了大和旅馆。当然，如此庞大的建筑，要离西塔延寿寺稍远一些，在其南方约1.7公里处。虽然也算比较近，但比起已经拆除的俄国车站，还是远了不少。

比面积更让人惊叹的，是楼宇的建筑风格。（见图11）这座方形结构的车站采用砖混结构，整体呈红色，外立面配以白色装饰线和窗户。在主候车厅的中心位置，有巨大的绿色半球形穹顶居于其上，周围饰以12面小花窗—这可能是这座建筑物最打眼的地方。左右两个侧翼对称列于主出入口两边，各矗立一个白色塔楼，塔楼上也各有一绿色穹顶，比主楼上的穹顶小而低。整个外立面，包括其几何形状、结构、装饰等，既非日式也非中式，而是典型的19世纪欧洲风格；具体而言，是“新文艺复兴”风格与“哥特复兴”风格的某种混合。而红砖白石的设计，亦带有强烈的“英国安妮女王复兴”风格。在这种异域审美之外，此高度对称且雄阔的砖石楼房表达了“现代”无可质疑的权力。在日本及其殖民统治的台湾、朝鲜，以及满洲，相似的建筑样式风靡一时。它们通常被统称为“辰野风格”，得名于日本现代建筑先驱—辰野金吾（1854—1919）。

奉天驿的设计者并非辰野金吾，而是他的学生辈建筑师太田毅（1876—1911）。和大多数在殖民统治或占领地执业的日本建筑师一样，太田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建筑科。自1901年起，他供职于司法省和大藏省，任建筑师；1907年，加入“满铁”建筑课。日本的殖民统治或占领地不但为太田这样的年轻建筑师提供了工作机会，更提供了学以致用、一展身手的试验场。

图 11 日本明信片中的满铁奉天驿及站前广场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1899年，日本建筑师协会大约4%的会员生活在朝鲜、中国内地以及台湾；而到1910年，这一数字一跃而至13%。他们是被日本历史学家西泽泰彦称为“建筑师冒险家”的一群人。在服务“满铁”的短暂职业生涯中，太田毅或者单独设计，或者与人合作了大连的数个地标建筑，包括大连大和旅馆（这是“满铁”公司的连锁饭店）、“满铁”总部，以及横滨正金银行大连分行。这些是“满铁”在铁路城市（如旅顺、大连、奉天、安东、长春等）建筑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建筑都采取欧洲建筑风格，并带有显著的“辰野风格”烙印。

加拿大历史学者比尔·休厄尔（Bill Sewell）在其研究日本占领时期的长春的著作中说：“在‘满铁’许多铁路市镇中，有显著的一致性风格。由于多数日本建筑师都出自类似的训练，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惊讶。”东大建筑系是日本现代建筑学的摇篮，其前身为工部大学校（ICE）建筑系，创始教师都是英国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乔赛亚·康德尔（Josiah Conder，1852—1920）。康德尔于明治维新盛期来到日本，不但主持设计了东京的许多现代建筑（如鹿鸣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而且打下了日本现代建筑教育的基础。其早期毕业的门生，就包括辰野金吾。辰野后来又去伦敦大学继续求学，回国后于1884年接替了康德尔的教职。和他的恩师一样，辰野也是一边教书一边执业，并于1902年离开东大，专职建筑设计。就在太田毅设计奉天驿的时候，辰野也接到日本国有铁道（国铁）的委托，设计东京的火车站。国铁东京驿于1914年竣工。

没有证据显示太田在设计奉天驿的时候咨询过老师辰野。但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两座建筑的诸多相似之处：外形的几何构造、红砖的使用、白色装饰线、窗户，以及欧式装饰。实际上，一位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早期的旅行者，若按照当时很流行的旅行路线，从东京出发前往日本占领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大概会觉得沿途不少大型火车站—东京、釜山、京城（首尔）、大连，直到奉天—彼此长得都很像。

把日本在殖民统治区域的建筑师和在英属印度服务的英国同行相比，我们能发现明显的不同。在印度的英国建筑师往往采用“印度-撒拉逊（Indo-Saracenic）风格”，该风格糅合了莫卧儿帝国的建筑元素，因此在视觉上弱化了英国统治的外来性。而日本建筑师则喜欢使用非本土的西方风格建筑，来彰显帝国的“文明”特征。除非是在佛寺或者神社中，日本符号即使被使用，也多在内饰，而不在外观。这倒不是为了遵从统一的要求。“很少有日本建筑师有把握传统日本风格的能力，”西泽泰彦解释说，“因为他们全都是在英国体系下训练出来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种对“东方”建筑传统的复兴和崇尚是后来才有的，很大程度上出于另一位工部大学校毕业生伊东忠太的不懈倡导。更重要的是，对于第一代日本建筑师来说，欧式风格代表了时尚和权力。他们把多种多样的欧洲风格移植到东亚：从新古典主义、历史折中主义，到新艺术。这样的选择表达了一种愿景：建筑体现世界文明以及日本在其中的位置。在此，我们可以再度联想到奥斯曼的巴黎。如休厄尔指出的：“东大工学院毕业生如此喜爱（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筑样式），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第二帝国的新巴洛克风格正成为全世界表达国家权力的首选方式……通过驯化外国建筑风格、掌握新的建造方法，他们成功表达了对于现代文明的态度，并将其转化为日本身份之一面。”

考虑到“辰野风格”在日本本土和殖民统治区域的广泛流行，我们可知，这些帝国建筑师以对建筑现代性的一种贯通性视觉展览，创造了一条跨边界纽带，把日本和殖民统治区域紧紧捆绑在一起。

奉天驿是太田毅最后的作品—车站完工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也许因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此项工程的后半段由他的助手吉田宗太郎（1885—1959）完成。吉田毕业于工部大学校附属的工手学校，该校以培养技工为主。他后来成为太田家的养子，改名太田宗太郎。车站竣工后，太田宗太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在美国待了11年，又回日本工作了8年。1929年，他再次入职“满铁”，后被任命为建筑课的课长。奉天驿之外，他在奉天最为重要的建筑遗产，是著名的大和旅馆（今天的辽宁宾馆）。原有的大和旅馆从火车站迁出，于1929年落户浪速广场的新址。这是满铁附属地以及全城最奢华的酒店。这是和沈阳城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一杯饮料的价格，足够18位苦力在城里的小饭馆大吃大喝一顿。正是在这座酒店里，关东军的激进派军官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划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一年半以前，即1930年3月，中国的京奉线铁路也有了一座全新的车站。由于奉天省当时已经改名叫辽宁省，这座车站就定名“辽宁总站”。该站坐落于小西边门和实胜寺之间，在西塔以东1.6公里，距离其西南方向的满铁奉天驿也仅3公里左右。也就是说，从西塔到这两个车站几乎是一样近的。这座宏伟的车站建筑，是张作霖对抗日本铁路殖民主义的最后努力。满铁奉天驿是其设计者最后的作品，而京奉线辽宁总站则是其设计师的处女作。这位建筑师是刚刚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杨廷宝（1901—1982）。

在美国众多的优秀高校中，宾大特别吸引着向往学习建筑的中国青年。由于建筑系系主任保罗·菲利普·克雷特（Paul Phillippe Cret，1876—1945）的古道热肠，“宾大对于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中国建筑师来说是个家园，就像同时期，德国的包豪斯吸引着许多国家的有志建筑家一样。”好几位中国20世纪的建筑大师都毕业于宾大，包括梁思成（1927）、陈植（1927）、童隽（1928），以及杨廷宝。杨廷宝先就读于由庚子赔款设立的清华学堂，然后于1921年来到宾大。他的同级同学中，包括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路易·卡恩（Louis Kahn，1901—1974），卡恩终其一生盛赞杨廷宝为天才。杨廷宝师从约翰·哈勃森（John Harbeson）和克雷特，还是学生时，就赢得了数个优异的奖项，被视为行业新星。当杨廷宝于1925年获得硕士学位，克雷特邀请他加入自己在费城的建筑公司。杨廷宝待了一年，就回国了。

1926年，杨廷宝以合伙人身份加入基泰工程司（Kwan, Chuand Yang Architects），公司创始人关颂声是张学良的好友。由于这层关系，基泰工程司获得合约，1927至1930年间负责在奉天建造九座建筑，杨廷宝设计了所有建筑。其中第一个，就是京奉线辽宁总站。一开始，深受克雷特布杂（Beaux-Arts）风格影响的杨廷宝，提交了一份西欧现代主义风格的图纸。但是铁路公司和基泰的同事都觉得不太合适，要求他修改。他们认为新车站应该看上去像京奉线北京总站。

位于前门的京奉线北京站建成于1906年。和铁路一样，火车站也是由英国人设计施工的。尽管我们已很难确知建筑师的名字，但批准其方案的，一定是总工程师和总经理克劳德·金德尔（Claud W. Kinder，1852—1936）。金德尔早年受训于圣彼得堡，是一名技师，先后受聘于日本国铁和中国的开平矿务局。1909年退休之前，金德尔作为京奉铁路总工程师，服务了20年，1902到1909年还兼任京奉铁路的总经理。北京站（又称前门火车站），是典型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主楼右侧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钟楼，打破了这个红白色双层建筑的对称感。外立面上装饰有中国龙等本土文化符号。不过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中间有个巨大的拱顶。杨廷宝决定把这个元素移植到辽宁总站的设计中。最终的设计方案，是一座三层对称建筑，中间有一座大得近乎夸张的拱顶—显示了北京与奉天之间的建筑学关联。（图12）不过杨廷宝的设计无疑是现代主义的，外立面所有的窗户都呈方形，线条笔直下垂，与半圆型拱顶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

建成之时，辽宁总站是中国最大的火车站，总面积将近7000平方米。建筑学者阮昕评价道：“（总站的）完整性体现了26岁的杨廷宝作为建筑师的非凡自信。但最重要的是，车站的内容与环境精妙契合，揭示了一种建筑特质，它远不只是区域性的，而是满足了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事物的强烈渴求。”从另一个角度说，杨廷宝的妥协也形成了和日本建筑师的耐人寻味的对比：他的日本同行可以少无拘束地表达自身对现代的理解，但杨廷宝对现代的追求则多少是受限的。他希望远离古典主义，但他的上司和合作方则要求他呼应古典主义，这种要求又并不纯是风格考虑。日本铁路沿线相对统一的“辰野风格”建筑，唤起对殖民现代性的认同；与此类似，京奉线两端的总站建筑，也试图在民族主义空间中建立起更加统一的现代感。

京奉线辽宁总站不但在设计时受限，施工中也遇到问题。上文提及，车站靠近盛京藏传佛教网络的核心—实胜寺。宗教空间不可避免地受到铁路空间的挤压。实胜寺空间的“创造性毁灭”，很像此前俄国车站修筑时西塔延寿寺所面临的问题，只不过程度更严重。京奉铁路局为了车站周边的城市布局，将不少属于实胜寺的地方纳入未来规划。寺院向省府抗议多次，希望妥为解决。1929年10月，玛哈噶喇佛楼的达喇嘛汪喜呈请，要求保护实胜寺后楼。这份文书熟练地运用着“现代”与“文明”的政治修辞，让观点既有理有据，又颇为时尚。呈请中说，喇嘛们诚心欢迎铁路的发展，但“此寺倘被其拆毁一半，于近代潮流亦不无影响”。为保护后佛楼，达喇嘛列举了三个理由：其一，许多蒙古王公崇尚佛教，经常来此驻足，若佛楼被拆，“不无懈其向化之心”；其二，此楼乃班禅喇嘛访辽时的驻锡之处，如其行辕得以保存，“我东土常受佛光照临—语虽迷信，可以怀柔蒙人”；其三，“文明国家，勿论兴办何业，苟有历史上永久纪念之价值，虽一草一木之征，必能力加保护”。何况经济上，此楼用来接待蒙古王公，而蒙古王公的资助是寺中百余名僧人收入的重要来源。呈请提醒省主席“坐领边陲，视五族为一家”，恳请主席让路局移动桩标，“寺院存在，则佛光可以普照，而蒙人亦可以向化矣”。达喇嘛圆润地使用着“近代”“文明”“五族共和”这种时髦的辞藻，并且把宗教因素降到最低（甚至不惜自嘲“语虽迷信”），而突出对边疆民族的怀柔，以及文明国家对文物遗产的保护，完美地转换了实胜寺空间在新国家中的意义。这种策略性的修辞果然有用，政府批准了此项呈请。1929年8月至1930年4月，当局几次调整市政规划，以满足实胜寺的请求，不但保存其后楼，也保护其牌楼。（唯一的例外是实胜寺的影壁，由于它位于计划中的马路正中间，而不得不拆掉。）

两个车站：满铁奉天驿和京奉铁路辽宁总站，都令奉天城的郊区臣服于“现代”。尽管前者是对空间的侵占，而后者是对这种侵占的反抗，但两种现代性的来源是一致的，都是西方的建筑风格。几位建筑师在设计之时都非常年轻：太田毅30岁出头，吉田宗太郎24岁，杨廷宝26岁。不同之处在于，太田和他的同僚接受训练的时候，日本已经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建筑教育体制。而杨廷宝回国的时候，中国大学中的建筑教育仍然很稀缺。当时，受张学良资助的东北大学决定成立建筑系，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建筑系之一。学校邀请杨廷宝当系主任，杨因为已加入基泰司，只能婉拒，但他推荐了宾大的学弟梁思成（1901—1972）。梁思成的父亲，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很高兴地替儿子接受了这个职位。1928年，梁思成在游历欧洲之后，乘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列车归国。他成为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创系教师之一。另外一位创系教师，是他的妻子林徽因（1904—1955）。林徽因也是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毕业于宾大的美术学院—因为宾大建筑学院当时不招收女性学生。梁、林二人后来又招募了更多宾大毕业生到东北大学，包括童隽和陈植。这些年轻的教授把宾大的课纲移植到了满洲的高等学府。尽管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建筑系未能持久，但仍培养出不少中国第二代现代建筑学家。由此看来，奉天城不但是中日建筑师的试验场，也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摇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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