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附近，一家名叫“锦江小菜”的川菜馆里，掌柜董竹君正盯着门口。店面不大，客人却一拨接一拨。有人端着茶等座，有人站在门边催菜，连见惯大场面的杜月笙，也曾在这里等上两个小时。
这件小事后来被反复讲述，细节或有演绎，但它确实点出了董竹君经营上的本事：她没有靠豪华排场起家，而是把一道道家常川菜，做成了上海名流愿意排队的招牌。
当时的“锦江小菜”并非一开始就声名显赫。董竹君懂得上海食客的口味，既保留川菜的麻辣鲜香，又适当调整油盐和火候，还特别重视环境。店里摆放盆栽，墙上悬挂字画，服务也尽量周到。菜馆不再只是填饱肚子的地方，而成了可以谈事、会友的场所。
有意思的是，杜月笙最初光顾，并不只是因为名气。相传他品尝过菜肴后颇为认可，此后常来用餐。一次店内客满，他久等无座，情绪难免不快，便让人传话：“告诉董老板，店面该扩一扩了。”
董竹君没有把这句话当成一句场面话。她随即与房东商谈扩建，后来又借助外力扩大经营规模。至于“杜月笙送钱、房东立即答应”的说法，更多见于后来的讲述，具体金额和过程未必都有可靠档案支持。但可以确定，名人光顾带来的声势，确实帮助这家小店迅速打开了局面。
真正撑起“锦江”招牌的，仍是董竹君本人。她1900年出生于上海，父亲靠拉黄包车谋生，母亲替人帮佣。家境贫寒，却尽力送她读书。13岁那年，父亲病重，家庭债务陡增，董竹君被送入青楼卖唱，人生由此跌入低谷。
她不甘认命。
15岁时，董竹君与四川军政人物夏之时相识。1914年，两人结婚。她提出的条件很明确：必须正式成婚，不能做妾；婚后要支持她读书；夫妻之间还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这样的要求，在当时并不寻常，更不是一个出身风尘的少女容易争取到的待遇。
婚后，她曾赴日本学习。后来因家庭变故返回四川，进入传统大家庭生活。董竹君先后生育五个子女，其中四个是女儿。她操持家务，也努力维系婚姻。然而夏之时仕途受挫后，性情渐变，酗酒、暴躁，夫妻关系逐渐恶化。董竹君曾长期忍让，却没有等来真正的改变。
有一回，夏之时对她说：“你离不开这个家。”
董竹君没有争辩。她带着孩子离开四川，返回上海。那不是一场轻松的出走，而是一次几乎没有退路的选择。
回到上海后，她手头拮据，孩子年幼，战乱又使工厂和生意屡遭冲击。亲友曾帮助她办纱管厂，但工厂最终毁于战火。她典当首饰，变卖物品，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一位四川商人借给她2000大洋，董竹君接受的是借款，而不是馈赠，并承诺日后偿还。
她把钱投进餐饮业，创办“锦江小菜”。这个名字与四川锦江有关，也寄托着她对唐代女诗人薛涛的敬意。薛涛曾身陷乐籍，却以诗才留下名声；董竹君借这个名字提醒自己，出身不能决定一生。
创业初期，菜馆生意并不好。她亲自试菜，改进菜单，观察客人的喜好，还要处理采购、账目和人员管理。那时的上海，餐馆并不少，真正难的是让客人愿意再次进门。董竹君没有坐等机会，而是主动寻找能够带来口碑的人物。
杜月笙的到来，带有偶然，也有经营策略。名人一旦成为常客，消息很快传开，上海滩的商人、官员和文化界人士纷纷前来。客人多了，原来的小店自然容纳不下，于是扩建、改名、迁址，逐步形成后来“锦江饭店”的基础。
但名声只能带来第一批顾客，不能保证长久。董竹君很清楚这一点。她坚持菜品质量，重视店内秩序，也不把饭店完全变成权贵应酬之地。正因如此，“锦江”才没有随着某个显赫人物的兴衰而消失。
抗战时期，饭店还承担过特殊作用。凭借人员往来复杂、商业活动频繁的条件，董竹君曾为抗日救亡人士提供便利和掩护。有关她捐款、让出住所等记载，后来版本不一，但她在民族危难时期参与救助和捐献，并非凭空出现。
1949年以后，锦江饭店继续存在，并逐渐成为上海重要的接待场所。董竹君本人则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企业和社会事务上。她没有再婚，晚年生活也并非外界想象的那般轻松。1997年，董竹君在上海去世，享年97岁。
从青楼卖唱者，到军政人物的妻子，再到独自抚养子女的创业者，她的人生转折并不在于遇见了谁，而在于每次遭遇变化时，都没有把命运完全交给别人。那家让杜月笙等候两小时的小饭馆，后来变成了上海餐饮史上的重要名字，真正留下来的，还是董竹君在灶台、账本和风雨之间一点点立下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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