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8月20日，外蒙古哈拉哈河东岸，苏军第57特别军在格奥尔基·朱可夫指挥下发动总攻。炮火先落下来，随后是坦克、装甲车和步兵。日军第23师团的阵地很快失去联系，前线士兵面对的，已不是一次普通的边境冲突，而是一场经过周密准备的现代化合围战。
诺门罕位于今天蒙古国东方省与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带，地形开阔，草原与荒漠交错，缺少天然掩体。哈拉哈河及其周边牧场长期存在边界争议。1939年5月，蒙古军与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在河流附近发生冲突，关东军随即介入。
事情本不算大。
但关东军早已把苏联视为主要假想敌。1936年日本修订国防方针后，满洲被当作向北扩张的前进基地。部分军官还受到“大清洗”影响，误以为苏军指挥系统已经混乱不堪，甚至相信一个日本师团可以对付数个苏军师。
这种判断很快遭到现实反击。
5月下旬，日军第23师团发动进攻，骑兵和装甲车一度突入蒙古军指挥区域。战术上看似占了便宜，战略上却没有改变局面。日军真正要面对的是苏联远东部队，而不是装备有限的蒙古边防力量。
苏军的优势，首先来自火力。日军步兵惯于依靠夜袭、近战和顽强冲锋解决战斗，可在诺门罕的开阔地带，人员一旦离开工事，就容易暴露在炮兵和机枪火力下。日军缺少足够的反坦克炮，步兵手中的燃烧瓶和集束手雷，对付苏军坦克只能算临时办法。
更难堪的是骑兵。
日军骑兵在传统训练中重视速度与白刃战，可坦克不是可以被马刀解决的目标。战场上确实出现过骑兵冲向装甲车辆的场面，但马刀砍在钢板上，只能发出声响，无法阻止履带前进。苏军坦克配合机枪和喷火器推进，骑兵的机动优势转眼变成了暴露目标。
有日本军医在战后回忆，许多伤员送到后方时，伤势并非单纯的枪伤，而是炮击、燃烧和装甲车辆碾压造成的复合伤害。他在记录中感叹，苏军的火力组织“过于厉害”。这类话，与其说是夸张，不如说反映了日军医疗人员第一次近距离面对大规模机械化作战时的震动。
6月以后，关东军不断增兵。日军调来第7师团等部队，还投入装甲力量，试图用局部突破挽回战局。第7师团来自北海道，训练严格，确实是日军重要部队，但士兵勇敢，并不等于整个作战体系先进。
日军坦克数量并非完全没有优势，问题在于质量、协同和通信。日军坦克装甲薄、火炮口径偏小，面对苏军的快速坦克和装甲集群，很难在正面交锋中占据上风。朱可夫后来评价日军装甲部队，认为其战术动作呆板，过于依赖迂回和侧击。这一判断，击中了日军装甲战术的短处。
7月初，双方在狭小区域内反复争夺。日军曾短暂夺取一处炮兵阵地，但没有形成持续突破。苏军则把坦克、炮兵、航空兵和步兵结合起来，形成多兵种协同。日军几次冲锋看起来声势很大，实际上常常是步兵、炮兵和装甲部队彼此脱节。
真正决定胜负的，是8月20日的苏军总攻。
朱可夫没有急着用单一方向硬撞，而是以炮火准备掩护中央突破，再让装甲部队从两翼迅速推进。日军前沿阵地被压缩，后方道路和补给点相继受到威胁。等第23师团察觉到合围意图时，许多部队已经无法得到弹药和燃料补充。
“不能撤，阵地必须守住。”这是日军基层部队常听到的命令。
可命令解决不了坦克、炮弹和空中支援的缺口。被包围的日军只能分散突围，伤员无法及时后送，失联部队越来越多。部分士兵在弹尽粮绝后自杀，也有人试图徒步穿越草原，最终倒在河岸或荒地上。
关于日军损失，历史统计并不完全一致。日本方面公布和战后研究常见数字大致在两万人上下，苏联方面给出的数字更高；把日军直接说成损失五万人，缺乏统一可靠依据。但无论采用哪组统计，第23师团遭到重创都是事实，关东军精锐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9月15日，苏联、蒙古与日本、伪满洲国方面达成停战安排，9月16日生效。诺门罕冲突没有变成日本预想中的“北进突破”，反而让东京重新评估同时对抗苏联的风险。此后，日本把战略注意力更多转向南方，苏联则得以在远东保持相对稳定。
1945年8月，苏军发动对日作战，曾经声势浩大的关东军迅速崩溃。诺门罕留下的装甲、炮兵和指挥体系差距，在那场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再次暴露，只是这一次，已经没有哈拉哈河可以作为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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